憂鬱的熱帶 11
憂鬱的熱帶 11
第三部 新世界
11 聖保羅市
有些人戲謔地將美國定義為一個直接從野蠻進入衰頹的國家，中間沒有經過文明階段，我想這種說法更適合用來描述新世界的城鎮。新世界的城鎮從新鮮直接進入衰敗，中間沒有成熟期。有一個巴西女學生第一次到法國，不久後淚眼汪汪地跑來拜訪我，她覺得巴黎那些因歲月而顯得陰暗的建築物很髒。她評斷城鎮的唯一標準，是看它有多明亮、多乾淨。但是那些紀念性建築物引起的超越時間的沈思，那些最漂亮的城市所擁有的亙古常新的生命，那些不是單純為了滿足都市生活功能，還能觸發沈思與懷想的建築物，都是美洲城鎮所不具備的。新世界的大都市，無論是紐約、芝加哥還是聖保羅（常被人拿來做比較的城市），令我印象深刻的，並不是這些城市都沒有什麼歷史的痕跡；缺乏歷史的痕跡，正是這些城市的意義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像那些歐洲觀光客，如果不能多看到一座十三世紀的天主教堂就滿心不高興。為了理解不同的文明形式，我很樂意去適應一種沒有時間維度的系統，但這使我犯了另一種錯誤：由於這些城鎮是新的，它們的存在及其合理性都源於其新鮮性，因此我覺得它們如果不能永遠保持新貌就不可原諒。歐洲的城鎮歷經幾個世紀的時光流逝而變得更為迷人，歲月卻只會給美洲的城鎮帶來衰敗。理由不只是後者是新建的，還包括當初建造時就準備很快重建，因此建築簡陋隨便。在建造新市區時，建造者並沒有將它視為整個城市構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市區太俗麗、太新、太歡樂，更像是大型遊樂場裡面的攤子，或國際博覽會場的展覽館，只建來使用一段短暫的時間。那段時間一過，遊樂場關閉，巨型的便宜貨開始頹敗，外立面裝飾逐一剝落，雨水與黑煙留下污穢的痕跡，建築形式過時，各地的舊建築在新興建築風潮下被拆毀，原先的規劃消失無蹤。新世界城鎮與舊世界城鎮之間的對比，並非新城鎮與舊城鎮之間的對此，而是演化週期很短促的城鎮與演化週期很漫長的城鎮之間的對比。有些歐洲城鎮慢慢地衰落，變得遲鈍麻木；新世界的城鎮則在一種慢性疾病的長期煎熬之下狂熱地活著，它們永遠年輕，但從不健康。
我在一九四一年第一次去紐約和芝加哥，在一九三五年第一次去聖保羅，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這些地方是如此新，而是這些地方過早地老化。這些城市沒有長達十個世紀的歷史並不令我吃驚，最令我瞠目結舌的是發現這些城市有很多區域居然已存在五十多年，且破敗殘跡隨處可見而不以為恥。它們唯一能引以為傲的就是它們的年輕—一種轉瞬即逝的特質—不論是城鎮還是生物都一樣。那處是生鏽的舊鐵、像消防車的紅色有軌電車，桃花心木裝潢的酒吧裡面有擦得閃亮的銅欄桿；無人居住的街道上有磚造倉庫，街道垃圾只交給風來清掃；建得像大教堂一樣的證券股票交易所與辦公大樓底下是幾間簡陋的教堂；溝渠、吊橋與天橋構成一片交錯的峽谷，一大堆陰暗的建築物聳立其間；城鎮越疊越高，因為新建築就蓋在殘留的舊建築上。這就是芝加哥，美洲形象的最佳代表。新世界深以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芝加哥為傲是有道理的；在它不停追逐更新重建的過程中，唯一值得稱道的就那麼短短五十年的時間，五十年對我們歷史悠久的社會來講太短暫了，但由於它缺乏時間的深度，也就足以提供一個可以對那一閃即逝的青春眷戀不已的機會。
在一九三五年，聖保羅市民很驕傲地說，他們的城市平均一個小時就蓋好一棟新房子。那時候他們說的一棟房子，指的是獨門獨戶的房屋；我相信建築的速度目前仍然一樣，不過，現在的一棟房子大概是指整棟公寓或辦公大樓了。城市發展的速度太快，要拿到一張準確的地圖幾乎不可能，得每個星期新印一份修訂版才行。有人說，如果你搭出租車去赴約，萬一你早幾個星期到達約定地點的話，可能會發現建築商還沒把那棟建築蓋好。情況就是如此，但是回想起這些幾乎是二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就像看一張褪色的照片一樣。這些回憶或許有些記錄價值；我把這些回憶寫下來，就算是給市政府的檔案室用吧！
那時候人們都說聖保羅是個醜陋的城市。市中心的建築物過分虛有其表，過分老式，裝飾貧乏而虛假，整棟建築因結構過於粗糙而顯得更糟糕。建築物上的雕塑和花卉裝飾用石膏製成，而非石頭，石膏上塗了一層黃色，用以做出古色古香的感覺。整體看來，城鎮建築給人的印象是粗制濫造、千篇一律、顏色混亂，建築師使用油漆的目的不僅是保護建築物，而且是遮掩其缺陷。
至于那些石造的建筑，大都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豪华风格，不过所使用的材料过分厚重；而且这些建筑的装饰较贫乏。其他地方所见的种种装饰图案，那受压抑、被扭曲的形状，让人想起麻风病留下的疮痂。过分花哨的颜色使得阴影更显黑暗，街道太窄，那薄薄的一层空气无法营造氛围，结果使人觉得不够真实，好像在眼前的不是一个城镇，而只是一个有立体感的错觉画[插图]，临时搭建起来供电影或舞台剧做背景用。
然而我倒從來不認為聖保羅是醜陋的。聖保羅是個野性城鎮(wild town)，就像幾乎所有的美國城鎮—唯一的例外是華盛頓那樣。華盛頓既不具野性，也未被馴服，只是因被朗方[插圖]關在輻射狀街道所形成的牢籠里而心煩意亂。而聖保羅在那時仍未被馴服。它建在一個向北延伸的台地上面，位於兩條小河的交匯之處。這兩條小河分別是安罕加保河(Anhangabaú)與塔曼度阿特河(Tamanduatei)，兩者最後都流入鐵特河(Tietê)—巴拉那河的支流之一。聖保羅原先只是印第安人地域里的一個傳教據點，早在十六世紀的時候，葡萄牙的耶穌會士就想把原住民聚集起來，將文明的好處介紹給他們。在一九三五年站在面向塔曼度阿特河的山坡上俯視布拉斯(Braz)與佩尼亞(Penha)等工人住宅區，仍然可以看到幾條省城的小街道，可以看見長滿草的方形廣場，四周是些有著瓦頂、白牆、細鐵柵窗戶的矮房子。廣場一側有一間簡樸的小教堂，唯一的裝飾是建築的正立面上端以雙層支架撐起的巴洛克式山牆。往北更遠的地方，鐵特河的銀色河水流過許多低窪地，那些沼澤漸漸被改造成城鎮，兩旁是一系列不規則的郊區建築。在那後面就是商業中心，其風格仍然維持著一八八九年博覽會時候的樣子。主教座堂廣場(Praca da Sé)像是建築工地或廢墟。還有著名的三角區(Triangle)，聖保羅以此區為傲的程度，不亞於芝加哥看待它著名的盧普區(The Loop)。聖保羅的三角區是個商業區，位於迪雷塔街(Direita)、聖本篤街(Sao Bento)與十一月十五日街(Quinzede Novembro)三條街的交會之處。這些街道上到處都是招牌，擠滿商人與上班族，他們所穿的深色西裝表示遵從歐洲與北美洲的標準，並且他們對此感到相當自豪。他們的城市雖然位於赤道，但處在海拔八百米的高處，這使他們免於熱帶氣候之苦。
聖保羅市一月的雨並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由四周的濕氣凝聚而成，好像到處都是的水蒸氣凝結成雨點，急促濃密地落下來。雨滴又好像因為必須穿過與它們成分相近的蒸騰熱氣而受到阻攔，並不像歐洲的雨那樣垂直或斜著落下來，而是像一種蒼白的閃爍物，數不清的水珠穿過一層潮濕的空氣傾瀉而下，好像稀薄的木薯粉湯所形成的小瀑布。雨也不會因為烏雲移開而停止；雨停是因為洩掉一定量的水分以後，靜止停滯的空氣就消去了原來過於飽和的濕氣。然後天便放晴，一片片淺藍出現於淡黃色的雲彩之間，先前降下的雨水正如阿爾卑斯山的激泉流過街道。
在台地的最北端，大型的築路工程正在進行，這是聖若昂大道(Avenida São João)的起點。聖若昂大道是一條幾公里長的快速道路，沿著鐵特河和往北去的舊路修築，通往伊圖(Ytu)、索羅卡巴(Sorocaba)和坎皮納斯(Campinas)的種 植園。這條路的起點是台地的前端，然後沿著山坡往下，穿越拆毀建築所形成的廢物堆。右側是直通往車站的弗洛倫西奧—迪阿佈雷烏街(Florencio-de Abreu)，兩旁都是敘利亞攤販。敘利亞人開的商店為內陸居民提供各種便宜貨物。沿路有些安靜的店鋪，還有些手工藝者在製造馬具—皮制馬鞍、厚棉織馬毯、鑲銀邊的鞍轡，這些手工藝品的銷售對象是住在叢林附近的莊園主人和他們的跟班—不過，這還能維持多久呢？這條大道接著繞過一棟摩天大樓—粉紅色的馬蒂內利大廈(Prédio Martinelli)，當時全聖保羅只有這麼一棟，且尚未完工。穿過伊麗榭區(Campos Eliseos)—以前是有錢人的住宅區—此處上過漆的木造房屋頹敗不堪，花園裡面長滿尤加利樹和芒果樹。接著是工人居住的聖伊菲熱尼亞區(Santa Ifig ê nia)，其旁邊是個風化區，妓女在有閣樓的小屋窗口招攬客人。最後是位於城區邊緣的佩爾迪濟斯(Perdizes)和阿瓜布蘭卡(Água Branca)等中下階層住宅區，此區的路也還在修築，要連接到西南方更蒼翠、更有貴族氣息的帕卡恩布山坡(Pacaembu)。
台地越往南邊越高，不算寬的街道逐步上升，在頂端山脊附近與保利斯塔大道(Avenida Paulista)會合，兩旁是一些以前算規模龐大的住宅—半個世紀以前住著百萬富翁，其建築風格使人想到賭場附近的酒館。在最頂端東側的街道俯視平原，俯視帕卡恩布的新市區，可以看到一棟棟別墅散布於彎彎曲曲的街道兩旁，中間點綴著藍花楹樹的紫藍色花朵，兩旁是長滿草的小丘和黃褐色的泥土堆。但百萬富翁早已離開保利斯塔大道，伴隨著城鎮擴大的過程，他們跟著搬下去，住進了山南那些街道彎彎曲曲的安靜住宅區。他們住的是加利福尼亞風格的大房子，用含雲母的水泥蓋成，配上鍛鐵打造的欄桿，遠遠地坐落於寬廣的庭院深處，隱約可見。那些庭院是從附近的矮樹林里開闢出來給有錢人建築華廈用的。
水泥建築旁邊就是放牧乳牛的草地，整個區域像海市蜃樓般突然出現，兩旁建有宮殿般的大房子的街道會突然在峽谷前中斷。在峽谷裡面，在香蕉樹與滿溢的污泥水流之間有不少竹構泥牆的小房子，房子裡面住的是黑人，像里約熱內盧那些住在山坡上的居民一樣。滿溢的污泥水流不僅是他們飲用的水源，也是他們的陰溝。山羊在山坡上奔跑。有一些地段被規劃來融合這城市所有的特色，舉例來說，在兩條通向海邊的街道末端，有一座橋橫跨安罕加保河的深谷，那也是城鎮的主要大道之一。下面有一個英國式的公園，草地上面有雕塑與涼亭；同時也有城鎮裡面的主要建築，沿著兩片山坡上升，包括埃斯普拉納達大旅館、汽車俱樂部、一家負責電力和公共交通的加拿大公司的辦公樓。這些建築造型各異，在一種糾結的混亂中互相瞪視。這些不協調的建築物，好像一大群哺乳動物在傍晚時分齊集圍繞著一處水源，猶豫不動好幾分鐘的時間，因為它們都被一種比恐懼更為急迫的需求驅策，不得不暫時與敵對的種屬混雜在一塊兒。動物的演化速度比城市生活的演化速度要慢很多；如果我今天還能看到同樣的景象的話，那麼我可能會發現雜交的種群已經消失，被一群更具活力、更為同質的摩天大樓種屬踩在腳下。摩天大樓坐落於河岸兩旁，而河流本身可能都已化為水泥的汽車大道。
住在這種水泥叢林裡面，聖保羅市的精英分子就像他們心愛的蘭花之類的花卉一般，本質上是一種遠比他們自以為的更欠缺活力的充滿異國風味的植物。
植物學家說熱帶植物比溫帶植物更為多樣，有時候一種熱帶植物只存在少數幾個個體。當地的上層階級把這種特殊化傾向推到了極致。
任何社會的大小都是有限制的，而聖保羅能分配給這些精英分子的“有用”角色並不太多。所有適合現代文明的職業、品味與興趣，都可以在聖保羅找到，不過每一種都以一個人為代表。我們的這些朋友實際上並不是自由自在的個人，而只是一些功能，他們扮演某些角色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身很重要，而是因為他們就近在身邊。他們是天主教徒、自由主義者、擁護波旁王朝的正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等；或者，換一個層面來看，美食家、書籍收藏家、名種狗或名種馬愛好者、傳統繪畫專家、現代繪畫專家等；還有地方史專家、超現實主義詩人、音樂家與畫家。這些職業都不是因為從業者真正想要更深入瞭解某一領域的知識而存在；如果有兩個人—由於搞不清楚狀況或者出於嫉妒而蓄意這麼做—居然進入同一個或兩個非常相似的領域里，他們唯一的念頭就是把對方毀掉，堅持而且凶狠。然而，鄰近的不同領域之間也常會進行文化交流，展示極度的相互尊重，原因是每個人都不僅想維護他自己的專業，而且想把社會學的圓舞曲跳到完美的地步，這種社會學圓舞曲的表演似乎給聖保羅社交圈帶來了永無止境的歡樂。
必須承認的是，有些角色的確演繹得異常生動活潑，這得感謝那些得到大筆遺產的富人。他們有天生的吸引力和後天培養的臨機應變能力，兩者融合起來，使得在聖保羅的客廳里消磨時間成為既令人非常愉快又令人非常失望的休閒活動。不過，由於必須保證每一種社會功能都有人承擔，才能使聖保羅這個小天地完善圓滿，才能使偉大的文明遊戲能繼續下去，結果便造成不少矛盾現象：共產主義者事實上可能是當地封建大地主的巨額財產繼承人；一個充滿道學色彩的社交圈可能會縱容其成員之一—但也只能有一個，因為總得有個前衛詩人—在公共場合帶著情婦出現。有些功能只能靠一些人臨時權充：犯罪學家是個牙醫，他說服警方用下巴骨的石膏模型來取代指紋作為證明身份的方法；一個保皇主義者以畢生之力收集全世界的皇室傢具，他的客廳四壁都是盤子，只留下了一些必要的空間放保險櫃，保險櫃里收藏的是諸位女王的侍女的來信，信中表示她們會多加留意他所尋求的高貴陶瓷。
這種社會層次的特殊化，伴隨著對各式各樣知識的興趣。受過相當教育的巴西人會生吞活剝各種指南手冊和平庸作品。法國的部長們本來可以明智地設法瞭解其中的原因，而不是在國外自誇法國無可比擬的優越性。很遺憾的是，即使在那個年代，法國的優越性也並不在於日益衰退的科學創造性，而在於還有很多法國學者仍有能力把一個困難的問題說得淺顯易解，但是對於解決那些問題，他們自己的貢獻極為有限。在這一點上，南美洲偏好法國，有一部分原因是兩者之間有一種默契，這種默契的基礎是“兩者均有消費者傾向，還會協助對方成為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巴西敬佩的法國名人—巴斯特、居禮、塗爾乾—都才剛過世沒多久，這一點倒是足以構成法國大佔巴西便宜的理由，法國為這些好處所付出的利息實在微不足道，可是巴西卻更加高興，因為這些揮霍無度的消費者寧可花錢而不願投資，法國所做的只不過是使他們免於因為知道自己擁有多少資產而煩惱。
即使只是扮演知識掮客的角色—當時的法國正逐漸淪落為扮演這種角色—法國似乎也乾得很吃力，想到這一點不免令人悲從中來。我們法國人在探討科學與知識時，似乎仍然是十九世紀延續下來的那種心態的奴隸。十九世紀的時候，每個知識領域的範圍有限，只要具備傳統法國知識分子特質—接受博雅教育，思維敏捷、清晰、有邏輯，再加上良好的文字能力—就能夠完全掌握整個知識領域；光憑個人的工作，就足以重新檢視整個知識領域，然後提出他自己的新的綜合結論。不管喜不喜歡，現代科學與學問都不再容許這種手工藝人式的研究方法了。以前可以靠個別專家替他的整個國家贏取榮耀，現在卻得靠整群專家合作才行，而整群專家正是我們缺少的。在這個時代，私人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只能收容某些有特殊意義的書籍，而法國的公立圖書館既狹小又沒聲譽，也沒有研究助理，甚至連給讀者坐的椅子都不夠，非但無助於研究工作，反而會阻礙研究。簡而言之，目前的科學與智識創造是一種集體性事業，研究者多半是一些默默無聞的人，而對於從事這種研究工作，我們的準備可以說是嚴重不足到了極點，我們過分地把注意力放在贊美我們那些老一輩名家輕易獲得的成就上。這些老一輩名家的風格無從挑剔，可是他們自己在沒有樂譜可以彈奏的情況下，光憑完美的風格還可以再撐多久呢？
一些比較年輕的國家已經得到教訓。以巴西為例，它以前也曾經有過一些（不太多）由個人取得的輝煌成就—歐克利德斯·達·庫尼亞[插圖]、奧斯瓦爾多·克魯斯[插圖]、查加斯[插圖]和維拉—洛博斯[插圖]—一直到最近為止，文化一直是富人的玩意兒。寡頭執政者覺得有必要培養一種公民的、俗世的公眾意見來制衡教會與軍隊的傳統影響力，他們決定讓更多民眾享受文化，因此創立了聖保羅大學。
我仍然記得，我初抵巴西參與創立大學的時候，對巴西籍同事的低微地位抱持著同情與厚道的憐憫。看著這些待遇極低的教授不得不另外打零工以求溫飽，我為自己屬於一個擁有長遠文化歷史的國家而自豪，在我自己的國家裡，專業人員既有安全感又受人尊重。當時我完全沒想到，二十年之後，我勤勉的學生們在大學里擔任教授，而那些大學里有些部門的教師編制比我們的還多，設備也更好，有完善的圖書館可供使用。如果我們有那種圖書館設備，該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
不過，這些擠入我們講堂的年紀不等的男女學生，混合著熱情與懷疑的心情，必須補足一大堆課程時數才能真正趕上大學生的水平。他們之中有些是急著取得文憑的年輕人，以便爭取需要文憑才能擔任的職務；有的已經是律師、工程師和有地位的政治人物，他們覺得自己不久之後就必須和擁有大學學歷的人競爭，而他們自己以前並沒有明智地把書念完。所有學生都染有一種具破壞性的、自以為深知世故的心態，部分源於早已過時的所謂十九世紀巴黎生活的法國傳統，這個傳統由幾個巴西人帶回祖國，他們像極了梅亞克[插圖]和哈勒維[插圖]創作的滑稽歌劇裡面的人物；但主要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疏離”的症狀，那種社會疏離發生於十九世紀的巴黎，而聖保羅與里約熱內盧當時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上演一次—我指的是城鄉差距的擴大，城上一層灰色的石灰—二十年下來那層石灰已日漸剝落，房子上面有捲軸形裝飾和圓形花窗，顯示出殖民地時代的豪華氣派。
一般人認為奧古斯都穿的是短褲，不過這只能算是半個笑話，因為大多數路過此處的人從來沒聽說過羅馬人的短裙。這類笑話在雕像落成典禮後不久就傳開了。在當天下午奧迪翁(Odeon)戲院的兩場“豪華”級的放映場次里，那些笑話又被重復多遍，大家一邊說一邊互拍肩膀，樂不可支。聖保羅的中產階級創造了每周放映一場票價較貴的電影給他們自己看的慣例，免得接觸到那些下層群眾。他們借著關於奧古斯都雕像的笑話來報復一下那些竪起雕像的意大利移民。聖保羅的中產階級認為，都是因為自己太大意，才讓那些在半個世紀以前來到巴西街頭賣領帶的意大利移民，現在居然也有了他們自己的貴族階級，擁市的發展犧牲了鄉村，使得剛剛經歷都市化的小區和居民不願意與粗獷的質樸有任何瓜葛，那種鄉村質樸的天真在二十世紀的巴西是以鄉下蠢蛋(caipira)為代表的，就像在巴黎上演的通俗喜劇裡面以來自阿爾帕容(Arpajon)或夏宏頓努(Charentonneau)地區的人 物為代表一樣。我還記得一個例子，具體表現了這種頗值得懷疑的幽默。
聖保羅市中心有很多條街道往外延伸。那些街道長達三四公里，但仍然維持著一種鄉村的外觀。在其中一條街道中央，意大利移民竪起一尊奧古斯都(Augustus)的雕像。這雕像有真人一般大小，是某個古代大理石雕像的複製品，雖然不見得有什麼藝術價值，但在一個沒有任何東西足以用來紀念發生於二十世紀以前的任何歷史事件的城市裡面，有這樣一尊雕像總是值得稱贊的。然而，聖保羅人覺得，雕像的那只舉起來行羅馬式敬禮的手臂表示的意義是“這就是卡里多(Carlito)[插圖]住的地方”。那只敬禮的手所指的方向正是卡洛斯·佩雷拉·德·蘇扎(Carlos Pereira de Souza)的住宅所在。他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曾擔任過部長。那棟房子是寬敞的平房，用磚與泥建成，外面刷上一層灰色的石灰—二十年下來那層石灰已日漸剝落，房子上面有捲軸形裝飾和圓形花窗，顯示出殖民地時代的豪華氣派。
一般人認為奧古斯都穿的是短褲，不過這只能算是半個笑話，因為大多數路過此處的人從來沒聽說過羅馬人的短裙。這類笑話在雕像落成典禮後不久就傳開了。在當天下午奧迪翁(Odeon)戲院的兩場“豪華”級的放映場次里，那些笑話又被重復多遍，大家一邊說一邊互拍肩膀，樂不可支。聖保羅的中產階級創造了每周放映一場票價較貴的電影給他們自己看的慣例，免得接觸到那些下層群眾。他們借著關於奧古斯都雕像的笑話來報復一下那些竪起雕像的意大利移民。聖保羅的中產階級認為，都是因為自己太大意，才讓那些在半個世紀以前來到巴西街頭賣領帶的意大利移民，現在居然也有了他們自己的貴族階級，擁有街道兩旁最醒目、奢華的住宅，並且出錢竪起奧古斯都的雕像。
我們的學生想要學習所有的知識，但是不論他們學的是什麼，都覺得只有最近、最新的理論才值得熟記。一方面，他們對知識史上過去的偉大成就毫無興趣，對於那些昔日成就，他們所知道的也僅止於道聽途說，因為他們不讀原典，永遠只對剛出爐的東西興致勃勃—用烹飪來描述他們也許不如用流行時裝來得貼切—他們對觀念和理論本身並沒有什麼興趣，那只是他們取得聲望的工具，最重要的是哪個人搶先聽到那些觀念和理論。與其他已經知道那些觀念和理論的人分享討論，就好像穿一件別人已穿過的時裝赴宴一樣，屬於相當丟臉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激烈地競爭，閱讀一大堆流行雜誌、八卦期刊和速成指南，比賽看誰能夠最早擁有知識領域的最新說法的壟斷權。我和同事們都是經過嚴格學院訓練的人，常被這種現象弄得很尷尬。我們在學生時代被訓練成只能對那些完全成熟的觀念表示尊重，現在卻要面對學生的攻擊，他們一方面對過去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卻又比我們早好幾個月獲得最新信息。然而，他們儘管對學問並沒有興趣，對方法論毫無概念，可是又覺得博聞多識是他們的責任，結果是，不論寫的題材是什麼，他們的論文都千篇一律地以人類大歷史做開頭，從人猿時代講起，然後引幾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孔德[插圖]的名言，結尾時再引述一下那些產量多到誇張的作者所說的話。那些浮誇的多產作者的話最受歡迎的原因是它們晦澀難懂，其他人曾經剽竊過其想法的機會很小。
這些學生把大學視為十分誘人但有毒的水果，他們沒見過世面，大多是窮苦出身，沒有任何到歐洲去的希望。上層階級人士把我們遠道請來教導學生，而學生基於下面兩個理由深深厭惡上層階級人士：首先，上層階級代表精英統治分子；其次，上層階級自己採取的是一種世界性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使他們比那些不得不被困在自己國家裡的人佔便宜，而這種生活方式同時也使他們與自己國家的生活和期望隔絕。由於我們和上層階級來往，因此受到懷疑，但我們又是帶來知識果實的人，於是學生有時候回避我們，有時候討好我們，有時候興致盎然地聽我們講課，有時候則置若罔聞，如聾似啞。教授的影響力，可從跟班學生的數目多寡來衡量。不同的學生群之間，以他們喜愛的教授為名義彼此競爭聲望和地位，教授有時成為受益者，有時成為受害者。葡萄牙文的homenagens就是向老師表示敬意的儀式，通常以午餐會或茶會的形式舉行。這些儀式所費不貲，也因此使之更為感人。教授的地位和他們所專長的學科的聲望，在這些儀式中像股票證券一樣起起落落，所依據的標準是聚會地點的昂貴程度、與會人數的多寡，以及同意參加聚會的社會名人或官方人物的重要性。由於每個主要國家在聖保羅都有“使館”—代表該國家的餐館飲食店，例如英國的茶店、維也納或巴黎的點心店、德國的啤酒館等等，因此選擇在哪裡聚會本身就具有很多微妙的含義。
如果我以前那些可愛的學生裡面有人現在是我可敬的同行，並且讀到上述幾段文字的話，我希望他們不要生氣。當我想起他們的時候，照他們的習俗，想到的是他們的教名，那些教名在歐洲人聽起來不免怪異，不過從教名種類之繁多來判斷，他們的父母毫不遲疑地從人類歷史的所有階段裡挖掘出了可愛的名字—Anita、Corina、Zenaida、Lavinia、Thaïs、Gioconda、Gilda、Oneida、Lucilla、Zenith、Cecilia、Egon、Mario-Wagner、Nicanor、Ruy、Livio、James、Azor、Achilles、Decio、Euclides、Milton等等。在我想起早期那段充滿實驗性的時光時，一點都沒有嘲笑的意思；完全相反，那段時光讓我明白，發展程度的時間落差其實不是什麼長期穩定的優勢。想到那個時候的歐洲，把它和今天的歐洲比較一下，再眼看著這些年輕的巴西人，在幾年的時間內就彌補了知識上的大幅差距—這種差距原本被認為會使發展延遲好幾十年—我因此漸漸瞭解社會形成與衰退的道理；我同時也瞭解到何以教科書上都說巨大的歷史變動是無名的力量在難以言明的方式下發生作用的結果，它也可以在某個清澈明朗的時刻，由少數幾個有才能的年輕人以充沛活力和堅決信心去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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