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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 40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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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40 完 第九部　歸返 40 缅甸佛寺之旅 我自己很明白為什麼在接觸到伊斯蘭教的時候，我會如此不安，原因是我在伊斯蘭世界中重新發現了自己出身的那個世界—伊斯蘭教是東方的西方。或者，更明確地說，在親身體驗過伊斯蘭教的世界以後，我才能瞭解到今日法國思想界所面臨的危險。我不能輕易原諒伊斯蘭教，因為它顯示出我們自己的影像，因為它迫使我瞭解到法國已開始愈來愈像一個伊斯蘭國家。穆斯林與法國人具有同樣的書卷氣、同樣的烏托邦理想主義精神，也同樣固執地相信，只要能在紙上把問題解決，就等於已經消除問題了。在一層法律與拘泥形式的理性主義的掩護下，我們把世界與社會描繪成其中所有問題都可經由邏輯詭辯去解決，一點兒都沒注意到宇宙早已不是由我們津津樂道的實體所構成的了。伊斯蘭教一直把眼光停滯於七個世紀以前真實存在過的社會上—它曾為當時真實的社會問題提出過有效的解決方案；同樣，我們（法國人）無法讓我們的思考跳出一個半世紀以前就已消失的時代的架構之外，那個如今已不存在的時代是我們唯一和歷史步調一致的時代—然而它也沒能持續多久，拿破侖失敗了。如同伊斯蘭世界，法國社會的後革命時代遭遇了洗心革面的革命者逃避不掉的命運：他們曾經活力十足地參與眼前的事務，如今卻只是某些事物狀態的懷舊的保存者。 目前仍然有些民族與文化對法國有依賴關係，我們對它們所採取的態度正困在矛盾之中，伊斯蘭教對待其徒眾及非伊斯蘭世界的態度也有矛盾，這兩種矛盾完全一致。我們似乎無法理解，那些對我們自己的發展曾經發揮莫大作用的原則，其他人可能不至於崇敬到不敢拿去供他們自己使用[插圖]；別人不會因為我們是最先發明那些原則的人，就對我們充滿感激，因而不把那些原則拿來使用。同樣，伊斯蘭教首先在近東地區發明瞭宗教寬容的原則，他們覺得，既然穆罕默德能夠尊重其他一切宗教，就證明伊斯蘭教比其他宗教高明。因此他們很不能原諒非穆斯林居然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的宗教，改信伊斯蘭教。最詭譎的是，以我們自己為例，大部分依賴法國的人口是穆斯林，[插圖]他們和我們都有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文化的傾向，這一點實在是太相似了，以至我們很難不互相敵視—我意指在國際層次上互相敵視，因為一切差異都來自兩個資產階級的互相對抗。政治迫害與經濟剝削沒有任何權利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然而，如果人口達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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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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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39 第九部　歸返 39 塔克西拉遺址 在克什米爾山脈的山腳下，位於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與白沙瓦(Peshawar)之間，離鐵道幾公里的地方是塔克西拉(Taxila)考古遺址。我搭火車去那裡，因此而成為一場不嚴重的戲劇性場面的非自願的肇因者。火車上只有一個一等包廂，屬於老式的那種，可睡四個人，坐六個人，既像運牛的貨車，又像休閒室，還像監牢，因為窗戶上都有保護用的鐵窗格。我走進包廂的時候，車中已坐了一個穆斯林家庭，其成員包括丈夫、妻子和兩個小孩。蒙著面紗的妻子雖然試圖借著全身裹罩袍(burkah)蹲在床上讓自己與其他人隔離，很誇張、刻意地背對著我，但還是很不能接受與陌生人這麼接近，因此這個家庭不得不拆散開來。妻子和小孩去“婦女專用”包廂，丈夫則留在訂了座的位子上，用眼睛瞪著我。我還是勉強對這段插曲進行了哲學性的思考。這段插曲實際上遠比不上我到站時所遇上的那個奇怪場面那麼令人不快：候車室有扇打開的門通往另外一個房間，那房間有棕色的木板牆壁，還有一打左右的椅子排在牆邊，好像是準備給腸病學會之類的組織開會用似的。在我雇的車子來到之前，我還得在候車室待上相當長一段時間。 我搭的是那種叫作gharry的小馬車，乘客和車夫背對而坐，每次車子顛簸時均有被拋下車的危險。小馬車載我到考古遺址去，走的是一條漫天塵土的道路，道路兩旁是用曬乾的土磚蓋成的矮屋子。房子附近有尤加利樹、檉樹、桑樹和辣椒。在一座青綠色的石頭山腳下，有橘子和檸檬果園，山上有些野生橄欖樹。我越過穿著色彩輕柔的衣服的農民—衣服顏色有白色、紫色、粉紅色和黃色。他們頭上戴著像鍋餅一樣的頭巾。最後，我終於抵達博物館四周的行政建築。我出發前已談妥會在此地停留一小段時間，只要能夠去看看遺跡就行。然而，由於旁遮普鬧水災，拉合爾拍發的“官方緊急”電報在我抵達五天之後才傳到此地，當初我實在大可什麼也不必多說就自己闖進去。 塔克西拉考古遺址，以前的名字是梵文的“塔克夏西拉”(Takshasilâ)，意即採石工人之城。這個城市位於兩道弧形山坡之間，山谷縱深有十公里左右，由兩條河的河谷匯集而成，兩條河分別是哈羅河(Haro)和塔木拉那拉河［Tamra Nala，也就是古代的提伯里歐波塔模斯(Tiberio Potamos)］。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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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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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38 第九部　歸返 38 一小杯朗姆酒 前一章描述的戲劇寓言，只表現出一個主旨，即說明一個在不正常的生活條件中度過很長一段時間以後的旅行者所顯露出來的心理失調。但是問題仍然存在：人類學家如何克服他的選擇所造成的矛盾？他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社會—他自己的社會—可以作為研究對象，那麼他為何決定放棄這個社會，而把他的耐心和熱誠留給另外一個，而且通常是最遙遠、最陌生的社會？他選擇人類學為職業，就是把他的耐心和熱誠從本國同胞身上移開。人類學家對自身群體的態度很少是中立的，這並非意外。如果他是行政官員或傳教士，那麼我們可以因此推論說，他選擇認同一個制度，到了奉獻一生來推廣、宣傳那個制度的地步。如果他從事的是科學性的或學院性的工作，那麼我們又很可能在他過去的歷史中發現一些客觀因素，以顯示他對他出生的社會適應不良。他選擇了他的角色，或者是想找到一個實際的方法來調和他對一個群體的忠誠和有所保留之處，或者只是很單純地把本來就已感覺到的對自己社會的疏離感變成一種長處，使他能較容易地接近其他不同的社會，因為他實際上已經在走向那些不同社會的半路上了。 但是，如果他誠實，他就面對著一個問題。他所賦予異社會的價值—那個異社會與他自己的社會愈不一樣，他似乎就認為那個社會的價值愈高—並沒有單獨成立的基礎：事實上他是由於厭惡或敵視自己原生環境的習俗風尚，而在另外一個社會里看到了價值。人類學家和自己的同胞在一起的時候，往往傾向於顛覆既有體制、反叛傳統行為。但是，當他處理一個和他本身的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時，他不僅僅看起來充滿尊敬之情，甚至到了採取保守主義觀點的地步。這種現象，並不是單純出於偏見；事實上，和偏見大異其趣。我就認識幾位遵行自己社會的規範的人類學家。但是，這些人類學家遵奉自己社會的習俗，是走了一段迂迴路以後的結果，也就是把自己本身的社會和他研究的異社會做了一種同化。他們的忠誠所在還是後者，而他們之所以放棄最初對自己的社會的反叛，是因為他們對異社會做了讓步，也就是說，他們像處理所有社會那樣處理自己的社會。這種兩難處境，並沒有任何兩全其美的解脫之道：要麼，人類學家遵行自己社群的規範，而其他所有社群在他心中最多只能引發一種一閃即逝、帶有些許不贊同的好奇心；要麼，人類學家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奉獻給其他社群，而使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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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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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37 第九部　歸返 37 奧古斯都封神記 旅途中有一段特別令人沮喪，那就是停留在坎普斯諾武斯的那一段。同行的人染上流行疫病，因而落後在八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動彈不得。和他們分開的結果，是我只能整天在電報站外面等待，眼看著十幾個人漸漸走向死亡：有的死於瘧疾、利什曼病或鈎蟲，但主要的死因還是飢餓。那個我在帕雷西雇來洗衣服的婦人，不但向我要肥皂，還要求食物吃，她的理由是：不然的話她沒有力氣洗衣服。這話是真的：這裡的人已喪失一切生活能力，又弱又病而無法奮鬥。他們便設法減少活動，降低需要，借此達到一種昏沈的狀態，只需使用最低程度的體力，同時又能鈍化他們對自己悲慘情境的意識。 印第安人以另一種方式使這種令人沮喪的氣氛雪上加霜。那兩個在坎普斯諾武斯碰過面，互相敵對的印第安族群，對我並不見得友善，他們之間也經常處於隨時會爆發肢體衝突的狀態。我得保持高度警覺，任何人類學工作都無法進行。在正常情況下，田野工作本身就已負擔沈重：必須在黎明時起床，一直保持清醒到最後一個土著去睡覺為止；得使自己不受注意，但隨時都在；要什麼都看見，什麼都記得，什麼都注意；要表現出一種頗失顏面的冒昧，向一個滿臉都是鼻涕的髒鬼屈尊就教，在別人稍微表現出不得不順你的意思，或者失去戒心的時候，設法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不然的話，就是由於整個部族突然情緒波動，而不得不把一切好奇心壓抑下去，退縮到一種保留的態度，有時一退縮就是好幾天的時間。人類學者在進行本職工作時，心裡充滿疑慮：他放棄自己的生活環境，放棄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花費相當大筆的金錢和可觀的精力，危害自己的健康，難道這一切的真正目的僅僅是使自己能夠被十幾二十個處境悲慘、很可能不久就要絕種的族群接受嗎？何況那些人最主要的工作不過是互相捉蝨子和睡大覺，而人類學者的成功或失敗，卻又完全要視這些人高興與否而定。當土著毫無疑問地不懷好意時，就會像在坎普斯諾武斯發生過的例子，使情況變得更為糟糕。他們甚至會拒絕被人看見，會毫無預警就突然失蹤好幾天，去打獵或採集食物。為了能重新建立起一個難得建立起來的聯繫，人類學家只好在附近遊蕩、消磨時間、重新咀嚼已經到手的那點有限的資料。他把舊筆記重讀一遍、重抄一遍、設法做出解釋；不然就是給自己安排一些瑣碎的、無意義的工作，譬如測量兩處燒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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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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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36 第八部　圖皮—卡瓦希普族 36 橡膠園 產橡膠的主要的兩種樹是hevea和castilloa，在當地方言中分別被稱為seringa和caucha。第一種比較重要，只長在河流附近，而河堤一帶的土地劃分並不很清楚，由於某些模糊的政府授權手續，其並不由其主人控制，而是歸一些“老闆”（bosses，即patrões de Seringal，“橡膠雇主”）控制。每一個老闆都負責一家店，賣食物及雜貨。有時候他是店主，不過大多數情況下他是生意人的代理或小河運公司的代理，這些河運公司獨佔某一河流及其支流的所有貨運。採橡膠的人是“雇工”(clint)，事實上也被稱為他的居所附近的那家店的“雇工”或“客戶”(freguêz)。他向那家店購買一切裝備，也就是他的aviacao（前一章已解釋過），並把所採的橡膠全賣給那家店。作為交換條件，他所需的設備及一季的必需品，全都算在他的賬上。此外，他還分配到一塊採橡膠的區域，叫作collocação。一個collocação包括好幾條叫作estradas的小路，以他的小屋為起始點，主要的產橡膠的樹木都在那些小路附近，這些都是老闆及其手下先在森林里發現的。 每天一大清早（他們一般相信在早上天未亮的時候開始工作比較好），採橡膠的人(seringnero)手上拿著彎刀(faca)，帽子上安一盞燈(coronga)，像礦工那樣，沿著小路去採橡膠。他在seringa樹上割一個缺口，割的方法被稱為“旗子法”或“魚骨法”；割的時候很小心，如果割得不好的話，橡膠汁就流不出來，或者是橡膠樹從此以後不再產橡膠汁。 到早上十點左右，他就應該已割過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棵樹。吃過中午飯以後，他重新沿著那些小路走一遍，把從清早起一直不停滴進掛在樹上的錫杯里的橡膠汁收集起來—把錫杯中的橡膠汁倒進一個他自己用粗棉布做的、浸過橡膠汁的袋子裡面。他在下午五點左右回家，開始第三階段的工作，把“成長”中的橡膠球“養肥”：在小火上架一根竹竿，上面粘著一塊已凝結的橡膠，竹竿不停地在小火上轉動，此時把橡膠汁慢慢倒在那塊已凝結的橡膠上，小火的煙使橡膠汁繼續在那塊橡膠上凝結成一層層薄薄的橡膠。當這種橡膠球達到三十到七十公斤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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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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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35 第八部　圖皮—卡瓦希普族 35 亞馬孫流域 在抵達烏魯帕以後，我發現探險隊的同伴住在一間寬敞的草屋裡，草屋建在架子上，裡面被分隔成好幾個房間。從烏魯帕開始，就可行駛機動船了。但我們得等河水水位漲高，還得等三個星期，機動船才能開到烏魯帕。我們沒有事做，只好把剩下來的裝備賣給當地人，或者和他們交換雞、蛋和牛奶—此地有一兩頭乳牛—然後就是懶散地過日子，恢復體力。每天早上，我們都把所剩的巧克力溶入牛奶裡面，吃早餐的時候看著韋拉爾醫師把耶米迪歐受傷的手上的碎片取掉一些，同時設法使那只手恢復原狀。這項手術使人覺得膽戰心驚，幾乎要昏倒，但同時又非常吸引人。在我的腦海裡，這治手的一幕和森林的某種景象無法分開，同樣充滿形狀與威脅。拿我自己的左手做模型，我開始畫風景，全部由各式各樣的手組成：手從身體里伸出來，像蔓藤植物一般扭扭曲曲、纏纏繞繞。畫了一打左右這一類素描以後我感覺得到解脫，才開始又回去觀察人類與事物。那些素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部丟了，毫無疑問，它們目前應該放在一個被人遺忘了的德國閣樓裡面。 從烏魯帕到馬代拉河這一帶，電報線沿線的電報站都和採橡膠者的小村落在同一地點，這使河岸人口分布的情形具有一定的邏輯性。這些居民看起來沒有高原上的居民那麼荒謬，這裡的居民所過的生活也不那麼帶著噩夢性質。或者說，至少，這兒的噩夢還依照各地不同的資源而有些變化，呈現出相當程度的多樣性。在這裡可以看見廚房外面的小菜園裡種著西瓜，其瓜肉好像紫紅色的不冷不熱的雪。圍在欄子裡面的是一些被抓來的龜，給居住此地的人提供類似雞肉的美食，每個星期天吃一次。在節慶時，甚至可以吃到真正的雞肉，做成一種紅燒雞(gallinha em molho pardo)，在吃完雞肉以後，就吃“爛蛋糕”(bolo podre)，喝“驢茶”（chade burro，玉米加牛奶）和“少女的唾沫”（baba de moca，一種酸奶酪澆蜂蜜）。另外，還有加了紅辣椒的有毒的木薯汁，經過幾個星期發酵，成為一種味道濃厚、爽口的醬汁。這是一個豐饒的地方。 Aqui sófalta o que não tem：這裡除了我們沒有的東西以外，什麼都不缺。 這些食物全都是無法形容的美味，亞馬孫流域的語言喜歡用誇張的語氣。一般來說，一種醫療方法或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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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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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34 第八部　圖皮—卡瓦希普族 34 賈賓鳥的鬧劇 我遇到的新家族由下面幾個成員組成。塔培拉希(Taperahi)酋長和他的四個妻子：瑪路阿拜(Maruabai)年紀最長，昆哈津(Kunhatsin)是瑪路阿拜與前夫所生的女兒，塔克瓦美(Takwame)，還有一個年輕的跛腳女人伊安諾帕莫科(Ianopamoko)。這個一夫多妻的家庭養了五個小孩：兩個看起來分別是十七歲與十五歲的男孩是卡米尼(Kamini)和普衛累札(Pwereza)，還有三個仍是嬰兒的小女孩—帕耶賴(Paerai)、托培契阿(Topekea)和苦培卡希(Kupekahi)。 酋長的副手帕廷(Potien)年約二十，是瑪路阿拜與前夫所生的兒子。此外還有一個名叫韋拉卡魯(Wirakaru)的老婦人；她生的兩個兒子分別叫塔克瓦里(Takwari)和卡拉穆阿(Karamua)，前者仍然未婚，後者則與其姪女潘哈娜(Penhana)結婚，潘哈娜差不多剛達可婚年齡。最後還有他們的侄表親，一個叫作瓦列拉(Walera)的年輕跛腳者。和南比誇拉人不一樣的是，圖皮—卡瓦希普人並不把他們的名字視為秘密，而且他們的名字實際上都有意義，十六世紀的旅行家就曾指出這一點。列維觀察到：“就像我們給狗及其他動物取名字一樣，他們給自己取名字的時候是隨意用他們所熟悉的事物的名字來命名，比方說沙裡歌伊(Sarigoy)這樣的人名，是一種四腳動物的名字，阿里格南(Arignan)則是母雞，阿拉布騰(Arabouten)是一種巴西樹木，品多(Pindo)是一種高草，諸如此類。” 土著向我解釋他們的名字的意思時，所說的正是如此。塔培拉希顯然是一種小鳥，羽毛黑白相間；昆哈津的意思是白皮膚或淺色皮膚的女人；塔克瓦美和塔克瓦里這兩個名字則來自一種叫作塔克瓦拉(Takwara)的竹子；帕廷的意思是一種淡水蝦；韋拉卡魯是一種人體的小寄生蟲；卡拉穆阿是一種植物；瓦列拉是另一種竹子。 另外，一個十六世紀的旅行家漢斯·施塔登說，婦女“通常以鳥、魚和水果的名稱命名”；他還說，每當一個男人殺死一個俘虜的時候，他妻子和他自己就都要取一個新名字。我的同伴們遵守這個風俗。舉例來說，卡拉穆阿有另外一個名字叫賈那苦(Janaku)，他向我解釋道，因為“我已殺過一個人”。 土著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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