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1

《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1

第一部 結束旅行

01 出發

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然而,我現在打算講述我自己的探險經歷。話說回來,我是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才終於決定這樣做的。我離開巴西已經十五年了,在這十五年里,我好幾次計劃開始進行這項工作,但每次都因為某種羞辱與厭惡之情而無法動筆。每次我都自問:為什麼要不厭其煩地把這些無足輕重的情境、這些沒有什麼重大意義的事件,巨細靡遺地記錄下來呢?人類學者的專業中應該不包含任何探險的成分。探險只是人類學者工作過程中無可避免的障礙之一,只會使人類學者平白失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有效工作時間;有時候因為找不著報道人[插圖]而浪費好幾個小時;有時候因為飢餓、疲倦或生病而白費時光;另外還有在原始森林深處生活所無可避免的,像服兵役那樣非進行不可的,一千零一種煩人而又不做不行的雜事,平白消耗光陰,毫無收穫……單是和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接觸,就必須花掉這麼多時間和精力,這並沒有使我們的專業增添任何價值,反而應該被視為障礙。
我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所欲追尋的真理,只有在把那真理本身與追尋過程里的廢料區分開來以後,才能顯出其價值。為了能花幾天或幾個小時的時間,去記錄一則仍未為人所知的神話、一條新的婚姻規則,或者一份完整的氏族名稱表,我們可能必須賠上半年的光陰在旅行、受苦和令人難以忍受的寂寞上。然後,再拿起筆來記錄下列這類無用的回憶與微不足道的往事:“早上五點半,我們進入累西腓港(Recife),海鷗鳴聲不絕,一隊載滿熱帶水果的小船繞行於我們的船隻四周。”這樣做,值得嗎?
我自己覺得,這類描述居然相當受歡迎、有市場,真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描繪亞馬孫河流域、中國西藏、非洲的旅遊書籍、探險記錄和攝影集充斥書店,每一本都強烈地想吸引讀者的注意,結果卻使讀者無法評估這些書籍裡面的證據是否有價值。看這類書籍的讀者,其評斷能力非但沒有因這些著作而覺醒,反而要求多來一點這類精神食糧,然後狼吞虎嚥一番。現在,探險已成為一種生意。探險者並不像一般所想的那樣,辛勤工作努力多年去發現一些前所未知的事實;現在的探險不過是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幻燈片或紀錄片,最好都是彩色的,以便吸引一批觀眾,在某個大廳中展示幾天。對觀眾而言,探險者確實跑了兩萬多英里[插圖]路這件事,似乎就把他那一大堆其實待在家裡也可抄襲到的老生常談和平淡閒話,都神奇地變成有重大意義的啓示錄了。
從這類有圖為證的演講里,從這類旅遊書籍里,我們到底學到了什麼呢?我們學到的是:需要幾個旅行箱;船上的狗如何胡來;在東拉西扯的小插曲裡面夾進一些老掉牙的、幾乎是過去五十年內出版的每一本教科書都提過的知識片段;這些陳舊的零碎知識還被厚顏地(其厚顏的程度,卻也正和觀眾的天真無知程度相吻合)當成真確的證據,甚至是原創性發現來獻寶。當然有些例外,每個時期也都有一些真正的旅行者,目前大受讀者歡迎的作者中就有一兩位。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譴責騙子,也不是去贊美真誠者;我的目的是瞭解法國特有的某種社會與道德現象。這種現象,在法國也是最近才出現的。
在二十多年前,人們很少旅行,普萊耶爾音樂廳(Salle Pleyel)之類的演講廳也不像現在這樣,每個星期總有五六次讓人在那裡講述旅遊故事。那時候的巴黎只有一個昏暗冰冷、年久失修的小戲院供人進行這類活動。那戲院位於植物園角落的一棟古老建築物裡面。博物館之友協會(Société des Amis du Musée)當時每個星期都在那裡舉辦自然科學演講會,也許現在還持續著。
那戲院有一架放映機,裝著亮度不足的燈泡,把不太清楚的影像投射在過大的銀幕上,演講者再怎麼努力,都很難看清楚影像的輪廓,聽眾則簡直無法分辨那究竟是畫面上的影像還是牆上的污跡。過了公告開講時間半小時之後,演講者仍然在絕望地想會不會有人來聽演講。每次演講會都有幾名固定聽眾,散坐在座位上。每次在演講者幾乎絕望的時候,演講廳內就會跑進一大堆小孩子、小孩子的媽媽或保姆,把半個廳坐滿。他們有的是要換換環境,有的只是要避一避室外的灰塵與噪聲。演講者便向這群由蠹朽的靈魂和無法安靜的小孩子組成的聽眾公開他寶貴的記憶。這些記憶是他經過多少努力,以及細心、辛勤的工作而得來的成果。他的記憶受到此時此地的陰冷影響,就在半明半暗中說話的時候,他可以感覺到,那些記憶一件一件離他而去,一件一件掉落,猶如卵石跌落古井底部一般。
這就是人類學者歸來的景象,只是比出發時的儀式又更慘淡一些。法美委員會(Comité France-Amérique)在目前改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大道的那條路上的一棟房子里為人類學者餞行,那棟房子平時沒人住,請來辦外燴的人會提前兩個小時去把爐子、盤子等擺好,並且趕忙抽風讓空氣流通,但席間仍然瀰漫著霉腐的味道。
大家在這裡都是第一次見面。我們既不讓人覺得已經處於某種特殊的異國情調之中。講台上是杜馬強健精瘦的身軀,上面頂著一顆凹凸不平的頭顱,好像一大塊浸在海底太久而褪色了的樹根一樣,蒼白的膚色使他的臉與刷子般的白短髮和四處躥長的白山羊胡呈現一致的調性。這塊長滿根根須須的“怪異漂流物”,卻因漆黑如炭的眼珠的閃動而一下子變得充滿人味。那對眼珠使整顆頭顱的白色更顯突出。他穿的服裝重復著這種黑白對比:穿漿燙過的白襯衫,領子往下翻,戴著黑色寬邊帽,系著松松的黑色蝴蝶結,加上黑色西裝。他的課堂演講沒什麼了不得的內容,他也從不做任何課前準備。他自己很清楚,光靠他那富於表情的嘴唇,以及不時浮現的微笑,還有最重要的,他那抑揚頓挫且有磁性的嗓音,就足以迷住聽眾了。他的聲音可也真是奇特而魔力十足,不僅帶著他老家朗格多克(Languedoc)一帶的口音,並且,在這種方言性特徵之外,還帶著一種富於音樂性的古老的法語腔調;他的聲音與臉孔搭配起來,一起呈現出同樣強烈的質樸和敏銳這兩種感覺,這是一種典型的十六世紀人文主義者風格。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既是醫生,又是哲學家,杜馬不論在外形上還是在心靈上,都是他們的繼承者。
上課的第二個鐘頭,有時候是第三個鐘頭,被用來展示各種心理病患。有些肢體異常靈活的表演者,在這些展示課上做非常特殊的演出;有些是被關多年的病患,早已習慣於此類展示與表演,知道自己在這種場合里該幹什麼,他們會表現應有的病徵,或者做某種程度的抗拒舉動,好讓管理他們的人有機會表演馴服技巧。觀眾其實並非完全不知實情,不過仍然心甘情願地欣賞種種技巧純熟的展示與表演。
如果某個學生得到大師的青睞,大師就會讓那個學生單獨訪問一名病患。有一天早上,我獨自訪問一位身穿羊毛衣服的老婦人,她認為自己就像一尾被密封在冰塊中間的爛透的沙丁魚,雖然外表看起來完好無缺,但只要外面的保護層開始溶化,就會支離破碎。我遇上野蠻的印第安人時的所有經歷,都不會比那天早上更可怕。
喬治·杜馬是科學家,他喜歡惡作劇,而且善於提出各種以“批判的實證主義”來統轄的綜合性觀念,但是在我看來,他的實證主義並不高明。他是個極高貴的人,多年以後我看見了關於這一點的明證。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喬治·杜馬回到他出生的萊迪尼昂村(Lédignan)過著退休生活,當時他已幾乎全盲,還特地寫了一封審慎真誠的信給我,目的只是明確地向那些在當時的政治風潮中首先被迫害的人表達關懷之意。
我一直遺憾沒能在他年輕的時候就認識他。他年輕的時候,膚色深得像“征服者” [插圖]。他對於十九世紀心理學理論所發展出來的種種科學研究的可能性充滿熱情,打算對新世界展開精神層面的征服。他對巴西社會可說是一見鍾情,這是難以理解的奇特現象,兩種相當基本的、四百年以來都沒有什麼改變的歐洲成分結合在一起:一種成分來自法國南部的新教家庭,另一種成分則來自資產階級極度雅致而稍嫌頹廢的生活—由於受到巴西熱帶環境的影響而步調緩慢。當這兩種成分相遇時,一下子就看出彼此的親近關係—兩者幾乎合而為一。喬治·杜馬的錯誤是他從來都不曾明白這種結合的本質非常陳腐,早已不適合這個時代,在整個巴西社會里,會被喬治·杜馬的魅力打動的就只有那些大地主階級。大地主階級當權了一小段時間,使他們誤信自己代表真正的巴西。他們逐漸把資本轉移到一部分由外資掌控的工業投資上去,同時想經由城市的議會制度來取得某種意識形態上的保護。被我們的學生充滿恨意地稱為gran fino(上層階級)的正是這些大地主階級。我們的學生有的是新移民,有的是本地小地主的後代,這些小地主當時被全球貿易的波動弄得幾近破產。
最吊詭的是,喬治·杜馬一生中最偉大的成就是創辦了聖保羅大學,這所大學讓出身貧寒的學生得以提升社會地位,擔任公務員或管理職位。我們的大學計劃最終幫助巴西形成了一個新精英群體,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厭惡我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杜馬拒絕承認這群秀異分子其實是“我們創造出來的最有價值的事物”這個事實—法國外交部(Quai d’Orsay)也採取跟他一樣的觀點一即使這個新精英群體企圖推翻封建地主,事實仍是如此。那些封建地主讓我們得以來到巴西,但是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是想借此披上文化的外衣,同時也因為我們可以為他們提供娛樂。
在法美委員會的晚宴上,無論是我的同事、我自己還是我們的太太,都完全不知道我們在巴西社會的演進過程中將要扮演的非自願性的角色。我們那時候都忙著相互觀察,努力避免在社交場合鬧笑話。喬治·杜馬警告過我們,我們必須有所準備,準備過一種和我們的新老闆同樣的生活,換句話說,我們也要成為汽車俱樂部的會員,要經常光顧跑馬場和賭場。那種生活對習慣於年收入只有兩萬六千法郎的年輕教師來說,是異乎尋常、不可思議的。由於願意出國工作的人太少,因此我們的薪水都增為之前的三倍,但即使如此,那種生活也是不可思議的。
“最重要的是,”杜馬告訴我們,“要注意服裝。”他接著告訴我們,有一家在巴黎中央市場(Les Halles)附近的服飾店,叫作“在珍內特的十字架上”(À La Croix de Jeannette),在那裡不用花多少錢就能買到合適的服裝。他說這些話的語氣天真無邪,令人感動;他說,在他念醫學院的那段年輕時光,他常在那裡買到很合適的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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