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10
憂鬱的熱帶 10
第三部 新世界
10 穿越回歸線
里約熱內盧與桑托斯之間的海岸，深具熱帶景觀那種夢幻般的美。沿岸山脈的最高峰超過兩千米，斜斜延伸入海，形成了許多小海灣和島嶼。細沙灘的邊緣長著椰子樹，或是百花怒放的蓊郁森林。沙灘周邊圍繞著砂岩或花崗岩，只能從海面這一側進入。每隔一百英里左右就有一個小港口。港口邊那些破敗的十八世紀建造的房屋，以前曾經是船主、船長或副總督的豪華宅第，現在則住著漁夫。安格拉—杜斯雷斯(Angra-dos Reis)、烏巴圖巴、帕拉蒂(Parati)、聖塞巴斯蒂昂(São Sebastião)和貝亞鎮(Villa Bella)，這些地方在巴西王國時代曾經是黃金、鑽石、黃玉、貴橄欖石(chrysolites)等珍寶的集散地。那些黃金、寶石從米納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的“總督礦山”(general mines)被挖出來之後，由騾隊沿著山脈馱運幾個星期，運到集散地。現在重訪那些山脊小徑，實在很難想象這些小徑上的交通曾經那麼繁忙，熱鬧到有人靠撿拾運貨牲口沿路掉落的蹄鐵即可謀生的程度。
布乾維爾曾描述過採礦與運貨時的注意事項。黃金被挖掘出來以後，得立刻送到每個礦區設立的“基礎交易所”(Foundation Houses)之類的地方，例如莫爾蒂斯河(Rio das Mortes)、薩巴拉(Sabara)或塞魯(Serro Frio)。在這裡，馬上先徵收皇家稅，該歸礦主的金子都製成金條，上面注明重量與標號，還有國王的徽記，然後交給礦主。在礦區與港口的中點附近建有一個主倉庫，在那裡重復檢查一遍。那裡的軍官帶著五十個士兵，負責抽取五分之一的稅金，每個人、每只載貨的牲畜都抽稅，稅金由國王與負責的軍隊瓜分。因此，由礦區出發的騾子隊經過檢查站的時候，都會停下來接受“非常徹底的檢查”，這一點兒都不奇怪。
然後，個別商人把金條拿到里約熱內盧的鑄幣廠去換成“半多布隆金幣”(half doubloon)，每個半多布隆金幣值八西班牙比索(Spanish piastre)。這還得讓國王抽取八分之一，充作鑄造費。布乾維爾寫道：“這個鑄幣廠……是世界上最好的鑄幣廠之一，有各種設備，用最快的速度鑄造。由於黃金從山上運下來所需的時間與葡萄牙開出的船隻抵達港口所需的時間相同，因此鑄造過程必須迅速，速度快得令人吃驚。”
開採鑽石的制度比黃金還嚴厲。根據布乾維爾的描述，簽合同的人“必須明確登載發現的每一粒鑽石，而且所有鑽石都必須交給國王指定的專人。他馬上把鑽石放進鐵箱子，用三道鎖鎖起來—他鎖第一道，總督鎖第二道，皇家財產監督官(the provador of the Hacienda Reale)鎖第三道。鎖好之後，連同開鎖的鑰匙一起放進另一個鐵箱子，加封條，封條上有負責上鎖的三人的簽名。總督沒有權力檢查箱子的內容。他的工作是把這個加了封條的箱子放到另外一個堅固的箱子里，並把他自己的官印封條貼在鎖上。箱子會被送往里斯本，在國王面前打開，讓國王挑他中意的鑽石。國王在挑好以後，會依照協議的價格，付錢給簽合同的人”。
曾經這麼熱鬧活躍的地方，曾經在一七六二年一年之內，運輸、檢查及鑄造一百一十九阿羅巴（略多於一噸半）黃金的地方，現在幾乎毫無痕跡可尋。那一片海岸又恢復到從前伊甸園似的狀態。唯一的遺跡是幾座寂寞的豪華房屋—在它們前面曾有無數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停泊過—海灣激起的浪花依然輕輕拍打著屋子的牆壁。人們也許會相信，除了幾名從高原下來的赤腳印第安人以外，沒有其他人知道這些令人驚奇的森林、無人海灣和險峻岩石的存在。但是，事實上，就在兩百年前，這些地方工廠林立，鑄煉出現代世界的命運。
在飽食黃金以後，世界開始渴望糖，糖則吞食奴隸。首先是礦業衰退—為了取得煉礦所需的燃料，森林已被毀滅了—接著奴隸糖業也被放棄了，因為全球市場開始大量需求咖啡。聖保羅和它的港口桑托斯充分反映出這個轉變，其財富先是黃色的，接著是白色的，最後變成黑色。桑托斯港在這一連串的變化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之一，但是其景觀仍然維持著質樸的美感。我搭乘的船隻進港時緩慢地經過海灣內的島嶼群，彷彿置身於一條綠色通道里，一伸手就可摸到植物，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熱帶印象。里約熱內盧的茂盛植物都藏身於山頂難以抵達的隱秘處，而在桑托斯較為質樸的環境中，人們有機會與大自然實質接觸。
桑托斯的腹地是一片淹水的平原，上面有不少長著珊瑚礁的小湖和沼澤，數不清的河流穿插其中，還有海峽和運河，其景觀恆常被一層珍珠般的霧氣籠罩而顯得模糊，看起來好像地球本身剛在創世的第一天出現。香蕉園的顏色是人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新鮮、最柔和的綠色；我的記憶經常把這種綠色和恆河三角洲上黃麻的綠金色聯繫在一起，但是這種綠色比黃麻的色調更顯眼。相較黃麻的那種明亮華麗的綠金色，蕉園綠的細緻柔嫩、不穩定、脆弱感，呈現出萬物之始的氛圍。車子在香蕉樹叢間行駛，香蕉樹像是巨大的蔬菜，而非矮小的樹木。它的樹幹充滿汁液，蕉葉又大又多又有彈性，上百根“手指”從葉子底下粉紅或紫褐色的巨型“蓮花”中伸出來。半小時後，車子爬升到海拔八百多米，駛向山脈高處。沿著海岸，隨處可見峻峭的斜坡藏護著人跡難至的原始森林，其茂密程度只有往內陸的亞馬孫谷地走幾千英里見到的森林差堪與之比擬。車子在連“發夾彎”都不足以形容的彎角吃力地轟鳴，道路沿著一條連綿不斷的螺旋線往上延伸，路上的霧氣令人想起其他地方的高地。我有充足的時間可以觀察那些樹林，它們全都一層一層地排列著，像博物館中的標本那樣。
這裡的森林和西方的森林不一樣，最大的區別是樹葉與樹幹之間的明顯對比。樹葉顏色比較深，它的綠色讓人聯想到礦物而非植物的色調，特別是玉石和電氣石(tourmaline)，比較不像翡翠與橄欖石(peridot)。而樹幹呢，好像是聳立於一片深綠葉子背景前面的白色與灰色的骨架。由於山路離森林邊緣太近，我無法觀察整座森林，無法把森林當作一個整體來思考，便把注意力集中於細節部分。那些比我在歐洲所見的更為繁茂的植物，其枝幹和葉子看起來像是用金屬切割成的。它們對自己的形貌充滿自信，其外形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與摧殘。在外來者眼中，熱帶的自然似乎和他們所熟悉的那種自然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熱帶的自然顯示了更高程度的永久性，其存在也更讓人無法忽略。就像盧梭[插圖]所畫的異國情調的風景一樣，畫中每一樣活物都是主體，都同等重要。
以前，我也曾有過類似的印象。那是我第一次去普羅旺斯地區度假時發現的，在那之前我都是到諾曼底或布列塔尼一帶度假。那些以前我覺得模糊無趣的植物相被另一種植物相取代，每一種植物都似乎具有特別的意義。這種感覺就像是突然被人從一個普通的村落送到一個考古遺址去一樣，遺址上的每一塊石頭，都不僅是一座屋子的一部分，而且是歷史的見證。我在多岩石的地面上興奮地踩來踏去，念出地面上所見的每一叢植物的名字：麝香草(thyme)、牛至(origan)、迷迭香(rosemary)、羅勒(basil)、岩薔薇(cistus)、月桂(sweet bay)、薫衣草(lavender)、野草莓(arbouse)、山柑(caper plant)或乳香黃連木(lentisk)。它們中的每一種都是植物王國里的貴族，承擔著各自特殊的使命。我意識到它們汁液的濃烈氣味是一種更為實在的植物生命形式的證明與理由。普羅旺斯地區的植物以氣味向我表明的意義，熱帶植物則用形態來表明。普羅旺斯的植物世界是氣味的、習俗的，它是食用植物和民俗植物的標本庫；叢集的熱帶植物則像是由傑出舞者組成的舞團，所有“舞者”都定格在它們最生動的姿態，像是試圖表達它們對生命無所畏懼，除了從地層深處汩汩湧出的泉水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事物可以擾動這場靜止的芭蕾。
當我們抵達最高點時，景觀全然不同；熱帶的潮濕熱氣已消失不見，岩石間交錯纏繞的藤蔓植物也不見了。剛才在爬升過程中可以欣賞到的從山腳延伸到遠方的那一片閃閃發光的遼闊海洋，已經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另一個方向的那一大片光禿不平的高原，連綿不斷的山脊與山谷羅列於變幻莫測的天空下。一場布列塔尼半島式的霧雨開始落下。雖然我們離海仍然很近，但我們所在的地方已高出海平面一千米，這片高原就從這個高度開始如階梯般層層展開，靠海岸這邊是最高、最難爬上來的部分，整片巨大的階地朝著北邊的亞馬孫盆地緩緩下降，延伸了兩千公里遠才降到海平面高度。途中只有離海岸五百公里的博圖卡圖山脈(Serra de Botucatu)和離海岸一千五百公里的馬托格羅索高原(Chapada do Mato Grosso)這兩處斷層破壞了它緩緩下降的地平線，必須穿越這兩處地帶才能再看見剛才見過的那種攀附在海岸斷崖邊的原始森林。巴西的最主要地區在大西洋、亞馬孫與巴拉圭之間，它是一塊由（南方）海岸附近開始慢慢降低高度的桌狀台地，像一塊長著矮樹、被叢林和沼澤圍繞的多皺摺的跳板。
侵蝕作用對眼前荒蕪的地貌有重大影響，不過人類必須為其中混亂殘破的景象負主要責任：首先是清理出一片土地來種植東西，用了幾年以後，土壤變得貧瘠，並且被從咖啡樹梢落下的雨水衝走，然後人們轉移地點，到另一塊豐饒的處女地重新種植。在舊世界中，人與土地之間所建立的那種小心翼翼、互相取予的關係，那種經年累月互相調適的關係，從來未曾在新世界出現過。在新世界，土地被虐待、被毀滅。那是一種強取豪奪式的農業，在從一塊土地上取走所有可以取走的東西以後，再移到另一塊土地去奪取利益。拓荒者抵達、利用的地區被稱為“邊緣區”是有道理的。他們幾乎在清理出一片可供種植的土地的同時，也把那塊土地毀了。他們注定只能佔有一道不斷遷移的地帶。這種地帶一方面蝕毀原始森林，另一方面留下一片片已喪失價值的土地。像森林火災一樣，這種“農業大火”吞沒消化掉它自己賴以存在的東西，這種“農業大火”在一百年的時間之內燒遍了整個聖保羅州(State of São Paulo)。十九世紀中葉的礦工率先“點火”，他們放棄了枯竭的礦區，由東往西遷移。我稍後就在巴拉那河(Rio Paraná)對岸看見了這種“大火”，正碾過一片混亂的被砍下的樹幹和一些被連根拔起的家庭。
由桑托斯到聖保羅去的道路，穿越過最早經歷上述過程的地區之一。它看起來像一個考古遺址，呈現了一種早已過時的農業方式。曾經長滿樹木的小山和坡地，現在只覆蓋著薄薄一層粗硬的雜草，使其輪廓異常分明。偶爾可以看出那些原本種植咖啡樹木的土壟所形成的虛線。在山谷裡面，樹木再次佔領地面，但已不再是高貴的原始森林，而只是capoeira，也就是再生林，由一片連綿不絕的瘦削樹木構成。有時候可看見日本移民的小房子，他們企圖用古老的方法使土地復蘇，以便種植蔬菜。
歐洲的旅行者面對這種地理景觀會感到不安，因為他們無法用習以為常的觀念去描述。由於歐洲的地理景觀已被人類的需求和慾望馴服，因此我們並不清楚何謂真正的原始自然。這裡的原始景觀有時看起來充滿野性，可能有兩種原因：若不是因為我們歐洲人與自然互動時的節奏較為緩慢，就是因為這裡的山林情況更複雜，因此人類在幾個世紀以來，並沒有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應對方案，而只是採取種種權宜之計。這些臨時方案並未經過深思熟慮，在外來者眼中，它們普遍具備了原始特色的性質—雖然他們的應對方式事實上是由一系列欠缺遠見的努力和決定所造成的，卻被視為自然景觀原始風貌的一部分。
但是，即使是歐洲最粗獷的地理景觀，也仍然具有某種秩序，以普桑[插圖]的畫作為例，它就曾十分完美地表達出了這種秩序。只要你走進多山的地區，觀察旱坡與森林之間的對比；觀察森林如何從平原地區開始，一層一層往上升，不同的山坡，由於某些特殊樹種數量特別多而呈現出獨特的顏色。這種莊嚴的和諧，只有在美洲旅行過的人才能瞭解，那並不是自然景觀的自然面貌，而是人與地理環境長期互動的結果。人們很天真地贊嘆人類自己過去努力所得的成果。
在美洲有人居住的地區—不論是北美洲還是南美洲都一樣（不過，安地斯高原、墨西哥和中美洲是例外，那些地方的人口密度較高，人類的勞動也持續不斷，較為久遠，使其狀況和歐洲相近）—只有兩種情況：要麼自然被完全征服，變成露天工廠而非農業區（西印度群島的蔗田或美國大農業地帶的玉米田，就是露天工廠）。要麼就是我以下列舉的一些例子所呈現的情況，人在一個地域內居住相當的時間，這時間長到足以把該地毀掉，但又沒有長到能夠發展出一種緩慢的、持續性的共生關係，使那個地域具有自然人文景觀的尊嚴。像聖保羅的近郊、紐約州、康涅狄格州，甚至是落基山區，我漸漸認識到一種比歐洲更野性的自然景觀，那些地區由於人口密度較低，耕作的方式較粗放，其景觀卻又缺少任何真正的活潑生氣，結果是一種受殘虐破壞的狀態，而不是真正的原始景觀。
這些足足有一個省份那樣遼闊的地區，目前是一幅殘敗景象，但以前曾有人居住過，雖然只住了很短一段時間。住了很短一段時間以後，那些人繼續遷徙，留在背後的是一片受毀傷的地景，隨處可見人類以前活動的遺痕。在這些“戰場”上，這些曾有人與陌生的土地搏鬥了數十年的戰場上，一種千篇一律的植物相正慢慢在一片混亂中重新出現，這些植物很容易使人產生錯覺，因為過去那些爭鬥的模式與記憶，被埋藏在它們偽裝出來的無邪外表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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