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2

《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2

第一部　結束旅行

02 在船上

無論如何，我們這個小群體從來也沒想到，往後四五年，自己居然成為海運公司航行於法國與南美之間的客貨兩用輪頭等艙的全部乘客，鮮有例外。當時我們可以選這條路線上唯一一艘豪華客輪的二等艙，或者沒那麼高級的船隻的頭等艙。一心往上爬的人會選擇豪華客輪的二等艙，自己墊一些錢，目的是期望能在船上和外交大使之類的人物打打交道，以謀得某些不見得能兌現的好處。其他人則搭乘客貨兩用輪，航程比豪華客輪多六天，而且會停靠好幾個港口。

不過，搭乘客貨兩用輪的人在船上幾乎都唯我獨尊。這艘用貨船改裝的客輪，本來預備容納一百至一百五十名乘客，但那時候常常是我們八至十個人享用船上的一切設備，甲板、小房間、休息室和餐室幾乎沒有其他人。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我真希望那時候我能真正領會我們所享受到的特權與豪奢。

整個航程有十九天之久，在這段時間內，由於人少，船上所有的空間幾乎完全成為我們自己的王國，整條船就像是跟著我們移動的領地。航行兩三趟以後，我們已完全習慣海上生活，能叫出船上每個優秀的馬賽船員的名字。他們留八字胡，穿鞋底堅固的皮鞋，端雞肉和比目魚給我們吃的時候，全身都是大蒜味。船上供餐的分量，像是為諷刺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筆下的巨人準備的，再加上我們人那麼少，使食物顯得非常多。

一種文明的結束是另一種文明的開始，我們現在的世界忽然讓人領會到，或許我們的世界正是由於人口太多而變得太小—這些無須多說的現實對我而言，並 不是因為看到那些表格、統計數字與革命才深深體會到的，就在幾個星期前，我對這些現實有真正切身的感受；離開巴西十五年之後，我想用老方法搭船重訪巴西，借以重溫逝去的青春時光，我打電話詢問購票事宜，回答是我必須在四個月以前預訂艙位。

我本來以為歐洲與南美洲之間既然已有客機飛來飛去，那麼乘船旅行的客人一定很少，頂多只有一兩個怪人罷了，怎知“某種新成分一旦被引進，就必然會取代舊成分”這種看法純屬幻想。海洋並沒有因為航空事業發展突飛猛進而變得較為平靜，就像遙遠的蔚藍海岸地區蓋了一堆新房子並不會讓巴黎近郊稍微恢復其鄉村景觀一樣。

我很快就放棄了這次乘船計劃，在一九三〇年代令人難忘的航行與這次迅速流產的計劃之間，我曾在一九四一年乘船遠航過一次。那次航行的經驗對於未來的世界深具象徵意義，不過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德法停戰之後，由於羅維和梅特羅對我的人類學著作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加上在美國的一些親戚熱心奔走，洛克菲勒基金會便將我列入“援救淪陷於德軍佔領區可能受迫害的學者計劃”里，邀請我去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任職。問題是我怎麼去紐約。

我第一個念頭是告訴當局，我預備回巴西繼續戰前的研究工作。當時的巴西大使館位於維希市某棟建築物的一樓，非常擁擠，我去那裡重新申請簽證，親眼看見了一幕短短的悲劇上演。巴西大使是索薩—丹塔斯(Luis de Souza-Dantas)，我和他相當熟，但即使我和他完全不認識，他大概也會照樣辦理。大使拿起官印，正要蓋在護照上面，他身旁的一名顧問卻冰冷而有禮地提醒他，按照新規定他已無權用印了。那只手僵停於半空中數秒之久，大使用一種焦急、請求的眼神看著顧問，想試著說服顧問，請他把頭轉開，裝作什麼都沒看到，好讓大使將懸在半空的官印蓋下去，這樣即使我沒辦法真的進入巴西，也至少可以離開法國。然而一點用也沒有，顧問堅定地盯著大使的手，那只手最終落在桌上的文件旁邊。我無法取得簽證，大使把護照還給我，帶著一種無奈、深沈、痛苦的歉然之情。

在法軍敗退的時候（一九四〇年），我自軍中退下來，住在離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不遠的塞文山脈(Cevennes)附近。回到那裡以後，我開始打聽是否有辦法從馬賽港離開法國。根據港口一帶的傳言，有艘船很快就要駛向馬提尼克島(Martinique)。我一個碼頭一個碼頭地問，一間小辦公室問完又到另一間，終於打聽到了即將啓航的那艘船屬於海運公司，就是以前曾替法國的“巴西大學援助計劃”提供多年可靠服務的那家公司。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個刮著冰冷寒風的日子里，我在一間沒有暖氣、幾乎歇業的小辦公室中，見到了該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員，他正是以前負責代表公司不時與我們聯繫的人。他表示是有這麼一艘船沒錯，而且很快就要啓航，不過我卻絕對不能搭乘。為什麼呢？他覺得其中的原因並非我所能瞭解，他也難以解釋，只能說現在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樣了。現在的情況又是怎樣呢？現在的這趟航程將會又漫長又難挨，他無法想象我可以待在那艘船上。原來他還一直把我當成負責宣傳法國文化的非正式外交人員。

事實上，我早就覺得自己不久將會被丟進集中營，在那之前的兩年里，有一年我是在原始森林中度過的，另外一 年則是在一場混亂的撤退過程中，由一個據點轉移到另外一個據點，從馬其諾防線經過薩爾特(Sarthe)、科雷茲(Corréze)、阿韋龍(Aveyron)，一直撤退到貝濟耶(Béziers)。在這期間，我搭過運牛車，在羊槽中睡過覺，因此，我覺得這名工作人員的顧慮是多餘的。我可以想象自己又在大海上漫遊，和幾個冒險進行暗盤交易的海員分享簡單的食物，分擔辛勞的工作，在甲板上睡覺，由於日子漫長空虛而變得對海洋有一種可敬的親密感。

我終於拿到一張保羅—勒梅勒船長號(Capitaine Paul-Lemerle)的船票，但真正的情況等到上船的那天我才明白。兩列手執輕機槍、頭戴鋼盔的機動保安隊(gardes mobiles)把整個碼頭圍封起來，阻止登船的乘客接觸送行的親友，粗魯地打斷人們的道別，隨口施加侮辱。我們就在兩列機動保安隊的監視之下登船。這次啓航一點都不像是孤獨的遠行，而像是遞解囚犯。我們的遭遇已夠奇怪，但更令我吃驚的是乘客的數目。三百五十個人擠在一艘小汽船上，船上只有兩間小客房，客房裡總共只有七個鋪位。其中一間給三位婦女住，另外一間給四位男士住，我是其中之一。我能分到一個鋪位，全得歸功於M.B.（我在此感謝他），他無法容忍以前他船上頭等艙的乘客現在居然被像牲畜一樣載運。其他的乘客，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擠進通艙，船上的木匠臨時搭建了一些鋪位，上頭鋪著草席，既無燈光也缺空氣。四位享有特權的男士裡面有一位是奧地利金屬商人；第二位是年輕的béké（意即有錢的混血兒），戰爭使他與故鄉馬提尼克島斷絕了音信，他覺得該受到優待，原因很簡單，整船乘客中就只有他一個人既不會被懷疑是猶太人，也不會被懷疑是外國人，更不會被懷疑是無政府主義者；第三位是非常特別的北非人，他強調其目的是去紐約待幾天（這個說法非常怪異，因為搭這艘船到紐約得花三個月時間），他的皮箱裡面有一幅德加(Degas)的畫。這個人和我一樣是純粹的猶太人，然而他似乎和沿途所有的殖民地、保護地的警察、偵探、憲兵和安全人員都很熟悉，很處得來—其中的原因對我而言一直是個解不開的謎。

安德烈·布勒東和維克托·塞爾日屬於那種被憲兵稱為流氓無賴的人。布勒東在一團亂的船艙里顯得非常格格不入，經常在所剩無幾的空間里踱來踱去。他身穿厚厚的外套，看起來像頭藍色的熊。在這趟彷彿永無止境的航行途中，我們交換了不少封信，因此發展出相當持久的友誼，在那些信中，我們討論了美學上的美與絕對原創性之間的關係。

至於塞爾日，他以前曾是列寧身邊的人，這樣特殊的身份使我覺得不容易和他親近。而塞爾日從外表上看起來像個拘謹的老處女，我再怎麼樣也難以把想象中列寧的同志塞爾日與眼前這個人聯結起來。他臉部輪廓非常細緻，鬍子刮得精光，口音明淨，舉止輕緩，整個人有種無性別的特質，這種無性別的特質我後來在緬甸邊境的佛教僧侶身上再次看見，這種特質與在法國被認為革命分子應有的那種極度陽剛、顯現超人活力的形象天差地遠。我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由於文化樣式(cultural types)都是建立在非常簡單的對比上面的，因此在每個社會中都可發現的類似的文化樣式，在不同的社會中卻被用來完成很不一樣的社會功能。塞爾日這種類型可以在俄羅斯扮演革命分子的角色，但如果換一個社會環境，可能就得扮演另一種角色。如果可以運用某種分類格式，把每個社會裡面如何利用類似的人物樣式去完成不同的社會功能加以分類排比，建立起一套近似的模式來，那麼跨社會的交流會變得容易得多。與其依照職業的性質來安排會議—醫生與醫生開會、教師與教師開會、工業家與工業家開會—我們不如採取其他的安排方式，可以發現個別人與他們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之間其實有更細膩的關係。

除了乘客以外，那艘船還載了一批黑貨。在地中海和非洲西岸，我們耗掉很多時間躲在不同的港口裡，顯然是為了躲避英國海軍的檢查。躲在港口裡的時候，持法國護照的乘客有時可以上岸，其他人則得待在船上有限的空間里乾等。由於天氣熱，而且愈接近赤道愈熱，船上的乘客再也無法老是待在船艙底下，於是甲板慢慢地變成了餐廳、臥室、嬰兒房、洗澡間和日光浴場。但是最難忍受的恐怕是軍中所說的“衛生安排”。船員沿著甲板兩旁的欄桿各搭起兩間小木房，既無窗戶也無通風設備，靠海的那兩間給女士使用，靠岸的那兩間給男士使用。一間小木房裡面裝了幾個淋浴用的水龍頭，但只在早晨供水；另一間小木房裡面有個粗制濫造的木槽，四周包著鋅板，直通入海，功用很明顯。我們這些討厭人群、討厭跟別人一起蹲廁所的人只好一大早就起床。由於船搖晃得相當厲害，蹲也蹲不穩，於是，在航行途中，喜愛整潔的乘客開始互相比賽誰起得早，慢慢變成只有能在凌晨三點左右起床的人才可以享受一些隱私權；到最後，簡直連上床睡覺都不可能。淋浴的情形也差不多，只是時間晚了兩個鐘頭左右。淋浴的最大問題倒不是如何保有一些隱私，而是在供水不足的情況下，如何擠進人群找到一個空位。由於洗澡的人太多，水龍頭的水好像一下子就變成了水蒸氣，根本淋不到人身上。無論是上廁所還是洗澡，每個人都想越快大功告成越好，因為那些不通風的小木房是由未處理過的、含樹脂的杉木板釘成的，一旦灌進髒水、尿和海上的空氣以後，便開始在陽光照射之下發酵，形成一種溫溫甜甜、令人頭暈惡心的怪味。這種味道再和其他味道混在一起，很快就使人無法忍受，特別是浪大的時候。

在海上航行了一個月以後，我們終於在半夜看見了法蘭西堡上面的燈塔。當看見燈塔的時候，我們最盼望期待的卻不是一頓大餐或是一張鋪有床單的好床可以舒舒服服睡一覺。所有曾經體驗過所謂文明享受的人，過去四個星期以來所忍受的最大痛苦並非飢餓、疲倦、睡眠不足、過分擁擠等等，而是被迫變得又髒又臭，再加上熱，使髒臭變得更無法忍受。有些乘客是年輕漂亮的女人，她們和其他乘客已開始眉來眼去，某種情感也漸漸滋長；她們只是出於一時的善意，接受了那些男士的注意和關懷，這有點像是累積負債一般。對她們來說，在最後道別之前以最美麗的姿態現身，並不僅僅是為了賣弄風騷：把自己弄得乾淨漂亮可以說是把舊賬做個了結，還掉這筆債，證明一下基本上她們確實當得起旅途中所得到的注目。當時每一聲出自肺腑的喊叫，喊的並不是傳統的海上故事所描述的“陸地！陸地！”，而是“可以洗澡，終於可以洗澡，明天終於可以洗澡了！”。這種喊叫除了帶著一點可笑的做作成分以外，也帶有某種病態成分，幾乎每個人都這樣喊。喊叫的同時，每個人都急急忙忙找出最後一塊肥皂、最後一條乾淨的毛巾或最後一件乾淨的上衣，這些全都是特意為這個重大時刻預留的。

但是，這個“水療法”的美夢，是把經歷了四百年殖民統治的法蘭西堡所擁有的文明設施想象得過分樂觀了，事實上法蘭西堡的浴室非常有限。更嚴重的是，船上的乘客很快就發現，和他們靠岸之後的遭遇相比，那艘又髒又臭又擠的船簡直變成了一處富於田園風味的避難所。我們上岸後，馬上就落入了一群患有集體心理疾病的士兵手中，如果當時我這個人類學家不是忙著絞盡腦汁好避掉災難的話，他們的病症倒是非常值得忍著苦難去仔細研究。

大部分法國人體驗了這一場奇怪又可笑的戰爭，但是幾乎無法找到任何形容詞來恰當地描述馬提尼克島的駐軍在這場戰爭里的經歷，他們只有一項任務：看守法蘭西銀行的金塊。這項任務逐漸變成一場噩夢，喝太多潘趣酒(punch)只是促成這場噩夢的因素之一而已，另外還有更難察覺但同樣重要的因素，包括他們孤懸海外的處境。他們與法國的城鎮相隔如此遙遠，加上此地充斥著海盜故事的歷史傳統，讓他們輕而易舉就可把古老故事里戴金耳環的獨腳海盜替換成北美洲派來的間諜，或者負有秘密任務的德國潛水艇。結果是，某種亢奮情緒把大部分人弄得張皇失措，雖然事實上這裡並沒有發生任何戰事—因為根本就看不見任何敵人的影子。連當地的原住民在言談之間也流露出同樣的心理狀態，只是稍微平淡無奇一些。他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是：“沒有鱈魚了，這個島完蛋了！”有些人則認為希特勒就是耶穌基督本人再度降世來懲罰白種人，因為他們兩千年來都不遵從其教導。

在法德停戰之後，島上的下級軍官非但沒有加入自由法國那一邊，反而覺得他們與維希政府之間沒有任何衝突。他們打算保持中立，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態，如果說以前曾經夠資格參與戰鬥的話，幾個月折騰下來，也早已無法作戰了。他們病態的腦袋想著：把近在眼前的美國人當作敵人，用來代替那遠在天邊非常抽象的真正敵人德國人，這倒是相當妥帖穩當的。何況，真的有兩艘美國戰艦不停地在港外巡弋。

法國駐軍里有個聰明的副司令官，他經常在船上吃午餐，而他的上司則故意激起下屬怨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情緒。他們需要找些敵人來發洩其侵略性，那種侵略性已醖釀了好幾個月之久，他們需要找些替死鬼來把法國吃敗仗的賬全算上。他們覺得法國吃敗仗並非自己的責任，因為他們沒有參與任何戰事；但他們又總是覺得有罪惡感（其實他們自己正好代表一種典型—一種不關心、虛妄與幻想的極端典型；這種不關心、虛妄與幻想本身，正是法國戰敗的一部分原因）。就這個觀點來看，我們搭乘的這艘船正好載來一批最適當的人選，好像維希政府准許我們這艘船開往馬提尼克島，目的就是給島上的這些紳士們送來一船代罪羔羊似的。

島上的駐軍穿著赤道軍服、戴著鋼盔、配備了槍支，在船長室中一個接一個地審問我們。他們的目的似乎不是做入境審查，而是痛罵我們每個人一頓來出氣，我們只有聽的份。非法國籍乘客都被歸入敵人一類；法國籍乘客沒有資格當敵人，不過都因“背棄自己的國家”這種懦夫行為而挨罵。這些士兵罵別人懦夫、背棄自己的國家等等，實在是非常矛盾；他們自己打從戰爭爆發以來，就一直活在門羅主義的保護之下。

至於洗澡，就提都不必提了。他們決定把所有乘客都關在海灣一角某個叫作“拉札累”(Le Lazaret)的軍營裡面，只有三個人獲准自由上岸：一個是有錢的混血兒，因為他自成一類；一個是那位神秘的突尼斯人，他有特殊的證件；最後一個是我，因為船長和我是老朋友，他曾是我在戰前經常搭的那艘船上的大副，這裡的掌權者看在船長的面子上，特准我自由登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