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3
#憂鬱的熱帶 3
第一部 結束旅行
03 西印度群島
法蘭西堡在下午兩點是個死城。在城中間有座約瑟芬（Joséphine Tascher de la Pagerie，後來又稱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的銅像，由於無人照看，顏色發綠。銅像附近是市場，種了不少椰子樹，長滿野草，還有一些很難相信真有人會住在裡面的破舊簡陋小屋。在一家沒有客人的旅館訂了房間以後，那個突尼斯人和我仍對早上被士兵盤問的事心有餘悸，馬上跳進一輛出租汽車，直奔拉札累營區。我們要趕快去安慰船上的夥伴，特別是其中兩位年輕的德國女人，她們在船上的時候曾暗示我們，一旦她們能把自己洗乾淨，馬上就會背叛她們的丈夫。就此觀點來看，拉札累的一切只增添了我們的失望之情。 當我們坐的老福特車用一擋吃力地往陡坡上爬的時候，我很愉快地發現好多種以前在亞馬孫河流域時相當熟悉的蔬菜，不過在此地的名稱和在亞馬孫一帶的名稱不太一樣：在亞馬孫一帶稱為fruta do condé的蔬菜，在此地叫作caimite（這種蔬菜外形像朝鮮薊或小菠蘿，味道像梨）；在巴西稱graviol的，在此地稱為corrosol；mammão叫作papaya；mangabeira則叫作sapotille（俗稱人參果）；等等。我一邊高興地看著這些我曾經很熟悉的蔬果，一邊想著剛發生過的令人痛苦的一幕，試著把那痛苦的一幕和其他類似的經歷聯結起來。
對船上同行的乘客而言，他們以前的生活大體平靜無波，現在一下被捲入這種大冒險似的旅程裡面，他們遭受到的那種愚蠢與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種他們聽都沒聽說過的、非常特別的、極度異常的現象。事實上，他們把這種現象對他們自己產生的切身影響，以及對虐待他們的人的影響，看成似乎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災難。但我自己倒是看過這世界上的一些現象，此前幾年也曾親歷過一些不尋常的經驗，因此這種現象對我而言並不算完全陌生。我知道當代人類由於人口數量暴增，所要面對的問題也愈來癒復雜，再加上交通與通信工具快速改進，當代人類似乎對愈來愈多的物質與知識交流愈來愈容易過敏，結果就是類似於我們早上經歷過的痛苦經驗慢慢地流淌出來。在馬提尼克島這個法國殖民地，戰爭與戰敗所帶來的唯一後果，只是加速推進這種普遍的過程罷了。戰爭與戰敗只是一種促成持久性感染的媒介，而感染本身並不會自地球上消失。某個地方的感染狀況也許會被暫時壓制，但感染在其他地方會重新出現。一旦社會人群所擁有的空間開始緊縮，愚蠢、怨恨與易於受騙便會像膿瘡一樣長出來，馬提尼克島的經歷並不是我所碰到的第一次。
就在不久前，即戰爭爆發之前幾個月，在從巴西返回法國途中，我路過巴伊亞州的薩爾瓦多城，在那裡的上城區閒逛、看教堂。那地方據說共有三百六十五個教堂，象徵一年里的每一天，按照每一個不同的日子和不同的季節，而各有特殊的風格和內部裝飾。我完全沈醉於拍攝每棟建築的細節，從一個教堂轉到另一個教堂，一群半裸的黑皮膚小孩跟在後面，不停地求我：“給我們照一張相！給我們照一張相！”他們寧可要我替他們照一張他們永遠看不到的照片，也不向我討銅板，我最後被這種動人的求乞方式軟化，答應替他們照張相。照完相以後，我往前走了不到一百米，一隻手突然按住我的肩膀，兩名便衣巡檢人員一直尾隨我，觀察我的行動，現在他們告訴我，我剛剛做了一項對巴西不友好的舉動；他們說，我拍的那張照片如果被拿去歐洲的話，可能會被人認為“巴西確實存在黑皮膚的人”這種說法並非毫無根據，而且，更可被用來證明巴伊亞州的街頭流浪兒童的確沒有鞋子穿。他們將我逮捕，還好拘留的時間很短，因為我要搭的船很快就要啓航。
我搭的那艘船給我帶來了接二連三的厄運：啓航之前幾天我就有過類似的遭遇，當時我們還停泊在桑托斯港(Santos)。我剛踏上甲板，一位穿著整齊制服的巴西海軍司令官便帶著兩名荷槍上刺刀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把我監禁在我的小艙房裡面。我花了四五個鐘頭才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前一年我在法國的巴西探險隊工作，根據協議，探險隊收集的一切物質資料，都得由法國與巴西雙方分享。探險隊的所有工作都受巴西國家博物館監督，博物館立刻通知全國所有港口，如果發現我企圖攜帶弓箭、羽毛頭飾等物品離開巴西，而且數量超出法國應該被分配到的那一份的話，就要不惜一切代價立刻把我拘禁起來。可是，在探險結束以後，巴西國家博物館改變了主意，決定把巴西該分得的那份送給聖保羅的一個科學機構；然後他們通知我，該給法國的那一份改由桑托斯港出口，而不是里約熱內盧港。可是，他們忘了一年前曾做過不同的決定。沒有收到最新命令的桑托斯港官員，根據過時的指示把我當罪犯拘禁起來，那些早先發佈指示的人早已忘掉他們曾發出過指示，可是負責執行該項指示的人依然記得要照章行事。
還好，當時每個巴西官員的內心仍然有潛在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原因是伏爾泰和法朗士著作思想的片段曾經遍布巴西森林最深處，成為其民族思想的一部分（有一次在內陸，有個興奮的老人對我大喊：“哦，先生，你是法國人！哦！法蘭西！阿納托爾！阿納托爾！”並用雙臂擁抱我，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法國人）。基於過去的經驗，我知道，在表面上一定要盡量表示對巴西這個國家的尊重，也特別要對海軍軍官表示敬意；但我也知道，同時必須提出一些切中要害的質疑。這樣做果然有效。心懷恐懼擔憂了幾個鐘頭以後（由於我準備離開巴西不再回去，因此我把我的書、私人物品和收集來的民族學資料全部裝了箱，我真怕啓航的時候那些東西會被留置在碼頭上），我親自用嚴正的語氣向那位官員說明瞭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那位官員允許我把行李運走，並說他做出這個明智的決定，是為了使他的國家不被牽扯進國際爭端中而受辱。
我敢採取這麼大膽的行動，可能是受到另一次經歷的影響。兩個月前我被迫在玻利維亞南部的一個大村莊轉機，和韋拉爾醫師(Dr. J. A. Vellard)在那裡待了好幾天，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使南美洲警察顯得非常可笑。在一九三八年搭飛機旅行的情況和現在很不一樣，在南美洲的偏遠地區，文明發展曾跳躍省略好幾個階段，飛機很快就被當地人當作地區性的公共汽車來使用。以前那裡並沒有公路，人們得花好幾天時間騎馬或走山路才能抵達市集。現在他們搭飛機只要花幾分鐘時間（不過飛機常常一誤點就誤上好幾天），就能隨意運送母雞和鴨子。乘客常常被迫蹲在家畜中間，整架小飛機擠滿了赤腳的農民、動物，以及其他因太重或太大而不方便在叢林山路上搬運的行李和貨物。
在候機的時候，我們無事可做，便在街上閒逛。整個村莊的街道在雨季中變得泥濘，因此每隔一段距離就鋪上一塊大石板，專門供行人走路之用，汽車根本無法通過這種街道。一名巡邏人員發現了我和韋拉爾醫師這兩張生面孔，馬上逮捕了我們，並將我們拘禁起來，直到我們能說清楚為何出現在那裡以後才放行。我們被關在一棟有老式豪華傢具的房子裡面，那棟房子原本是某位前省長的官邸，四周牆壁上貼著鑲板，鑲板前有不少書架，全都有玻璃門，書架上排滿厚厚的精裝書，整棟房子充滿書香氣氛。唯一和書無關的，是一個玻璃告示櫃，裡頭擺著一張告示，字體很精美，刻在銅板上面。告示的內容可以直譯如下：“嚴厲警告，絕對不准從檔案中撕紙張來做任何特別用途或衛生用途。任何違反者必受懲罰。”
我在馬提尼克島的待遇有所提升，我坦白承認這部分歸功於一位橋梁公路管理局(Ponts et Chaussées)高官的照顧。這位身居高位的官員外表冷淡難以親近，不過他內心真正的想法和一般官僚體系中的人很不一樣。而另外一部分原因，則是我常常去拜訪一家宗教性報紙的辦事處，某個天主教派—教派的名稱我已忘記—的神父們在那裡收藏了好幾櫃子考古遺物，時間遠溯到印第安人時期；我把閒暇時間用來編制那些遺物的目錄清冊。
有一天我走進巡回法庭，正好碰上一場審判在進行；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為止最後一次到法庭觀看審判。被告是一名農民，他在和人爭吵時一氣之下把對方的耳朵咬下一塊。被告、原告和證人都滔滔不絕地用方言發表他們的證詞；在法庭上講方言顯得非常新鮮詭異，他們的證詞都由翻譯譯成法語提供給庭上的三位法官。法官們都穿著有皮革鑲邊的紅色法袍，式樣奇特的袍子在濕重的空氣中已失去光澤，掛在法官身上好像是沾滿血跡的繃帶，法官們都熱得受不了。他們只花了五分鐘時間就給那名壞脾氣的農民判了八年有期徒刑。一個人的命運居然就這麼隨隨便便地在這麼短的時間里被決定，讓我十分驚奇，我沒有辦法讓自己相信剛才目睹的一切確實發生過。一直到今天，沒有一個夢—無論它多麼怪異，多麼不可思議—讓我覺得比這一幕審判更難以置信。
馬提尼克島的海軍當局和當地的商人意見不合，這是和我同船的乘客最終獲釋的原因。海軍當局把他們視為間諜或叛徒，當地的商人則認為把這批人關在拉札累營區會使當地平白遭受經濟損失（雖然乘客們被關起來後並沒享受到免費食宿）。最後商人的觀點獲勝，於是每個乘客便有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可以自由自在地把最後一張法國鈔票花掉。不過，乘客的行動仍然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特別是女乘客，被誘惑、挑逗、鼓勵與報復所織成的網緊緊纏繞。島上的多米尼加大使館滿是申請簽證的人，一大堆謠言傳說有船要來拯救我們脫離苦海。小村莊的商人們對大鎮上的商家有那麼多生意感到嫉妒，於是他們要求分配一些逃難者給他們，這就使情況大為改觀了。結果是與我同船的乘客被迫在內陸的一個村子裡面度過一天，然後換另一個村子。我不必和他們一起到處遷徙，不過有一次我和其他人一道去他們在佩萊山(Mont Pelé)山腳的新住處，這讓我有機會—感謝做此安排的警察—在島上走了幾趟令人難忘的路，路上的景觀遠比南美洲大陸更具古典異國情調。那山好似深色的枝狀瑪瑙，被一片閃著銀光的黑沙灘圍繞，山谷中瀰漫著乳白色的霧氣，可以感覺到—傾聽濕氣滴落的聲音，用耳朵而非眼睛去感受—那些大片、柔軟、多毛的羊齒植物葉子，從活化石一般的樹幹上伸出來。到那時為止，我的遭遇可以說比其他乘客好得多，不過我仍然深受一個問題的困擾。現在我必須談談那個問題，因為要寫這本書就得先把那個問題解決才行，而解決那個問題卻並非易事。我唯一的財產是一箱和田野工作有關的文件，其中包括語言學和工藝技術的索引卡片、旅行日誌、人類學筆記、地圖、圖表和照相底片，還有幾千頁報告。這箱可疑的東西是靠職業走私者才得以運出法國的，同意運這些東西的走私者也冒了相當大的風險。一到馬提尼克島，我們所受的待遇使我馬上決定，不論是海關人員、警察還是海軍情報官員，都絕對不能讓他們看到這箱子裡面的文件。他們只要看到，就一定會把這些文件當作某種密碼指令（特別是那些方言的筆記），或是防衛工事的圖樣，或是入侵計劃（地圖、素描和照片）。我堅決主張我的旅行箱只是過境馬提尼克島，因此那個箱子可以維持密封，存放於海關的儲藏室。他們稍後告訴我，如果要直接轉運那個箱子，我就必須搭乘外國籍船隻離開（即使是這樣妥協的結果，我也花了不少力氣才爭取到）。如果我打算搭乘法國籍船隻多馬勒號(D’Aumale)前往紐約（它完全就像艘幽靈船，我的同伴們等這艘船足足等了一個月，它才終於在一個美好的早晨現身，全船剛刷了新的油漆，好像是來自另一個世紀的巨大玩具），我的箱子就得先正式報關進入馬提尼克島，才能再運出去。我無法接受這種條件，因此我搭乘了一艘白得不可思議的瑞典香蕉船離開，其目的地是波多黎各（美屬自治領地）。船上只有八名乘客，航程四天，我幾乎回到了以前的快樂時光。船上安靜得幾乎像是我獨自渡海，我盡情享受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在領教了法國警察以後，我還得領教美國警察。在波多黎各登岸以後，我發現兩件事：在我們離開馬賽以後的兩個月時間內，美國移民法已經修改，我身上攜帶的社會研究新學院的公文已無法滿足新規定的要求；然後，更糟糕的是，在馬提尼克島時我便擔憂我的那些人類學文件會被警察找麻煩，於是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而美國警察則完全證實了我的擔憂。繼我在法蘭西堡被懷疑是被美國收買的猶太共濟會分子之後，美國警察認為我很可能是維希政府的密使，甚至可能是德國派來的。我立刻發電報給社會研究新學院，要他們設法讓我符合新的移民法。我一邊等著社會研究新學院的回音，一邊等美國聯邦調查局派遣能閱讀法文的專家過來（要知道，我的筆記內容有四分之三並不是用法文，而是用一種幾乎無人通曉的巴西中部方言記錄的，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找到適合的專家）。在等待的時候，移民局把我拘留在一家簡陋的西班牙式旅館裡面，費用由船隻公司支付，每天只有燉牛肉和鷹嘴豆可吃，兩名髒兮兮、鬍子都沒刮乾淨的當地警察輪流日夜看守我的房門。
有天晚上，和我同乘一艘船到波多黎各的戈爾德施密特，在旅館的院子里向我解釋原子彈的原理，還透露各強權國家正在進行科學競賽（此時是一九四一年五月），贏得競賽的一方將是戰爭的勝利者。他後來成為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的主管之一。
過了幾天，我的旅伴們全都解決了他們的問題，出發前往紐約。我自己一個人留在聖胡安，身旁跟著兩個警察。他們在我的要求之下，答應隨時跟我去三個我可以去的地方：法國領事館、銀行和移民辦事處。如果想到其他地方去，我就必須先得到特別許可。有一天我獲准到大學一趟，跟著去的那個警察很識趣地留在校門外等我，以免讓我覺得受到侮辱。他和他的同伴都覺得無聊，所以有時他們會故意忽略規定，主動允許我帶他們去看電影。在登船前兩天我終於重獲自由，可以在島上到處看看。陪我一起走的是法國領事貝勒(M. Christian Belle)，但最令人吃驚的是，他也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專家。在那種地方、那樣的時刻碰見他，實屬奇遇，他告訴了我一大堆在南美洲海岸航行的親身經歷。不久之前，報紙報道蘇斯戴爾正在西印度群島一帶遊說當地的法國人，呼籲他們支持戴高樂，那天他抵達波多黎各島，我在取得當局特別允許之後，才和蘇斯戴爾見了一面。
因此，波多黎各是我和美國的第一次接觸。我第一次聞到汽車烤漆受熱後散髮出來的味道，第一次聞到冬青樹（法國人把冬青樹稱為“加拿大茶”，thédu Canada）的味道。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味道可以說是美式生活享受的兩個極端，一端是車子，另一端是洗手間，其他東西例如收音機、糖果、牙膏等等則列在兩者之間。在日常用品店裡工作的女店員，穿著水仙花白的制服，棕色頭髮。我試著去猜測，頂著面具一樣的妝容的她們到底在想些什麼。我第一次察覺到典型美國小城鎮的一些特色，也是在波多黎各，不過是從大安的列斯群島(Greater Antilles Islands)這個特殊的角度觀察到的。那裡的建築物都相當脆弱，而且都爭著要達成某種惹人注意的效果，結果是使得整個城鎮很像一開始是為了舉辦世界博覽會而搭建的臨時性建築物，現在卻變成永久使用。不過，就波多黎各而言，這裡會讓人覺得是世界博覽會中的西班牙展覽區。
旅行途中的種種意外事件，經常會引發這類可以做出多元解釋的曖昧不明。由於我最初幾個星期的美國經驗是在波多黎各獲得的，因此日後我便經常“在西班牙發現美國”。就像幾年以後，由於我是在孟加拉國的達卡市第一次參觀英國式的大學校園的—校園裡全是新哥特式建築—因此我到今天為止，仍把牛津大學看成是印度，只不過這個“印度”成功地征服了泥濘、發霉以及四處蔓生的植物罷了。
我在聖胡安待了三個星期以後，聯邦調查局的人終於來了。我立刻趕去海關打開行李箱，那是一個嚴肅的時刻。一位彬彬有禮的年輕人走上前，隨意抽出一張索引卡。他把眼睛眯起來，凶悍地轉過身來對我說：“是用德文寫的！”原來那張索引卡上記載的是一本由德國學者施泰嫩所寫的經典著作：《巴西中部的原住民》（Unter den Naturvolkern Zentral-Brasiliens,一八九四年於柏林出版）。他是研究馬托格羅索州(Mato Grosso)中心地帶的一位人類學前輩，研究成績相當不錯，年代也相當早。我向聯邦調查局的年輕人把事情解釋清楚，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此後他對我行李箱中的東西再也提不起任何興趣。一切都沒有問題，都OK；我可以進入美國本土；我可以自由行動。
好了，該停筆了，像這樣的插曲總是不斷重演，剛剛所說的這些是在戰時發生的，我從前曾提過的那些則是戰前的經歷；如果說起我最近幾年在亞洲的旅行，那麼還可以再加上一些最新的事例。如果這類事情發生在今天的話，我的這位好心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可能就不會這麼容易感到滿意了，這世界已經變得愈來愈難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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