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5
憂鬱的熱帶 5
第二部 行腳小注
05 回顧
一九三四年秋天的某個星期天，早上九點鐘的一通電話決定了我一生的職業。打電話的人是布格萊，當時他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副院長。過去幾年，他看起來對我印象不錯，不過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因為我並不是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的—--即使我是，也並不屬於他非常熱心為之安排升遷機會的小圈子。一定是他想不出有其他更合適的人，才會打電話給我，因為他單刀直入：“你是不是還想要研究人類學？”
我的回答是：“是，毫無疑問，我想。”
“那麼你就去申請到聖保羅大學教社會學課程。聖保羅市周邊到處都是印第安人，你可以利用週末去研究他們。不過，你必須在今天中午以前給喬治·杜馬一個肯定的答復。”
巴西乃至南美洲在當時對我並無多大意義。不過我現在仍記得非常清楚，當我聽到這個意想不到的提議時腦中浮現的畫面。我想象著一幅和我所在的社會完全相反的異國景象，“對跖點”（位於地球直徑兩端的點）這個詞對我而言，有比其字面含義更豐富也更天真的意義。如果有人告訴我，在地球相對的兩端所發現的同類動物或植物有相同的外表的話，我一定會覺得非常奇怪。我想象中的每一隻動物、每一棵樹或每一株草都非常不同，熱帶地區一眼就可看得出其熱帶的特色。在我的想象中，巴西的意思就是一大堆歪七扭八的棕櫚樹叢里藏著造型古怪的亭子和寺廟，我認為那裡的空氣充滿焚燒香料所散髮出來的氣味。這種嗅覺上的幻想應該是因為在潛意識里我知道Brésil（巴西）和gresiller（燃燒時的嘶嘶聲）的發音非常接近，一直到現在我每次想到巴西的時候，最先想到的還是焚燒中的香料。
事後考察的結果是，這些想象的意象並不見得那麼隨意。我後來學到，在日常觀察中無法看出任何情境的真相，而要在一種有耐心的、一步一步慢慢來的蒸餾萃取過程中去尋找。譬如語音上的類似使我想到香料這個事實，可能鼓勵我這麼做：當我還無法清楚地解釋某個象徵的時候，便自然而然地運用雙關語作為解釋工具。探險不應該是單純在形式上走過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應該是一種深入的研究：一段一閃即逝的小插曲，一小片地表景象，或是一句不經意聽到的話語，可能就是瞭解及詮釋整個區域的唯一關鍵所在，如果缺少這個關鍵，整個區域可能就永遠不具備任何意義。
布格萊當時所說的“到處都是印第安人”這句話，給我帶來了其他的問題。我想他是被墨西哥城或特古西加爾巴城(Tegucigalpa)誤導了，誤以為聖保羅像它們一樣是個土著城鎮，或至少城鎮周邊住滿土著。布格萊是哲學家，曾寫過一本書叫作《印度的種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他從來沒想過是不是最好先去印度一趟，親眼看看那裡的真實情況（這本著作的一九二七年版序文裡面寫著“事件變易不居，制度永遠長存”這樣的豪語），他不認為土著人民的生存條件本身會對人類學研究有重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並非唯一對此毫不關心的官方社會學家；事實上，像他這樣的例子今天還存在。
無論如何，當時我自己也非常無知，便相信了那些可以很方便地納入自己計劃的幻想，特別是連喬治·杜馬自己對這個問題也並沒有清楚的概念。在土著社會還沒有完全被消滅的時候，杜馬曾到過巴西南部，更重要的是，那時候他喜 歡和獨裁者、封建地主和文化藝術贊助者廝混，但這類人並不能就這個問題給他任何啓示。
因此，當瑪格麗特帶我去參加午餐會的時候，我大吃一驚。我在午餐會上聽到派駐巴黎的巴西大使發表官方觀點：“印第安人？哎呀！親愛的先生，他們在幾年前就全都不見了。這是我國歷史上很悲哀、很可恥的一段。但是十六世紀的葡萄牙殖民者是一群貪婪殘忍的人。他們具有那個時代常見的野蠻性，這實在也怪不得他們。他們把印第安人抓來，綁在炮口上，然後轟成碎片。印第安人就這樣不見了。社會學家可以在巴西發現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印第安人嘛，忘掉算了，你一個也看不到……”
現在我回想起這段話，覺得實在不可思議，即使是出自一九三四年的上層統治階級口中，也還是不可思議。當時巴西的精英分子容不得任何人提起印第安人或是巴西內陸的原始情況（令人欣慰的是，現在已有所改變了），不過他們倒是肯承認，有時甚至會自己說出來，他們的長相之所以帶些異國情調，是因為他們的曾祖母可能有印第安人血統。不過他們絕對不願意承認他們的長相之所以有些奇特是因為有黑人血統。在葡萄牙帝國統治的時代，這些精英分子的祖先們倒是覺得有黑人血統並不是什麼需要掩飾的事情。以巴西駐法大使索薩—丹塔斯來說，他毫無疑問擁有印第安人血統，並很可能也以此為傲。但他是旅居海外的巴西人，而且在十幾歲的時候就來到了法國，早已忘記了他自己國家的真實面貌。在他的記憶里，真相早已為一種盛行的官方理想化看法所取代。在他還記得的一些細節裡面，我想他喜歡貶薄十六世紀的巴西人，以免觸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男人最喜歡的某種娛樂活動，儘管或許他年輕的時候也進行過那種娛樂活動。那種娛樂活動是到醫院去收集天花患者的衣服，然後把這些帶有天花病毒的衣服和其他禮物一起放在印第安人經常走過的小徑上。這種娛樂活動的“成果”是相當可觀的：一九一八年版地圖上的聖保羅州，面積和法國差不多，其中三分之二的區域被標示為“只住著印第安人的未知地帶”；等到一九三五年我去聖保羅州的時候，除了少數幾戶印第安人會在星期天跑到桑托斯海灘去賣所謂的特產以外，那附近連一個印第安人也沒有。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一九三五年的聖保羅州幾乎看不到印第安人，但是再往內陸走個三千公里，還可以找到一些。
在結束關於這段時期的追憶以前，我必須暫停一下，再眷戀地望一望那個我曾經利用機會窺探過一下的世界。由於瑪格麗特的關係，我才得以認識那個世界（就是他介紹我與巴西大使館的人認識）。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曾替他工作過一段時間，日後我們也一直維持著友誼。我那時的工作是負責出版他的一本書《人類的祖國》(La Patrie Humaine)，工作內容包括替他將親筆簽名本送給一百多位巴黎名人（他堅持送書的時候必須說是大師所贈）；此外，我還得寫新聞稿、向書評撰寫人建議有哪些片段或許他們可以用得上；等等。我一直對他記憶鮮明，不僅因為他對我總是非常客氣有禮，還因為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所形成的矛盾對比（這種事情最容易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他的作品看起來既天真又粗糙，雖然其中也含有相當溫厚的情感。最值得回憶的卻是他這個人本身。他的臉孔具有哥特式天使雕像常見的那種女性的陰柔迷人和細緻之感，一舉一動又帶有本能的高貴性，這就使他的缺點—愛慕虛榮是其中之一—不致令人厭惡或詫異，因為這些缺點似乎都變成了他特殊的性情與智識能力的一些表徵。
他的住所是一間老式的中產階級公寓，非常寬敞，位於巴黎第十七區，現在他仍住在那裡。他的眼睛幾乎看不見東西了，他太太非常辛苦地照顧著他。年齡使他太太那一度被稱贊為“豪爽”的個性變成醜陋與易怒（身體上的特徵與道德上的特徵，只有在年輕時才會被相互混淆）。
他很少見客，因為他相信沒有年輕人能欣賞他的長處，也因為他曾被官方圈子拋棄過。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把自己的架子抬得那麼高，以至於覺得愈來愈難找到可以溝通的人。我一直無法確定，這到底是自然而然的結果還是他刻意選擇這麼做。他和少數幾個人共同創立了一個國際傑出人士聯盟，只有五六個成員，其中包括凱澤林[插圖]、萊蒙特[插圖]、羅蘭[插圖]，我想愛因斯坦也曾加入過一段時間。這個聯盟的基本功能是，當每個成員每次出版一本書的時候，散居世界各地的其他盟友便馬上稱譽那本著作為“人類天才的最高表現之一”。
但是最令人感動的地方，是瑪格麗特想獨自肩負起整個法國文學遺產重擔時所表現出來的那份天真。他那文學世家的出身對這項抱負相當有幫助：他母親是馬拉美的表姊妹，因此他裝模作樣時可以用不少掌故和回憶做後盾。他提起左拉、龔古爾、巴爾扎克和雨果的時候，好像他們是他的叔叔伯伯或祖父輩，而且都把遺產交給他保管似的。當他很不耐煩地大聲說“他們說我的作品沒有風格，巴爾扎克呢？他有什麼風格？”的時候，人家會以為眼前這人是帝王世家後裔，好像他在展現他祖先那有名的熱情奔放的脾氣，以便為自己的錯誤開脫似的。凡人似乎應該把那些脾氣看作被官方認可的、對當代歷史的一些大變動的解釋，而不只是一些個人的特徵，因此也就應該很高興能夠看到那樣的脾氣還可在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出現。比他更有才華的作家不在少數，不過，他們很少能夠像他那樣自然而然地對自己的職業懷有這樣貴族式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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