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9
憂鬱的熱帶 9
第三部 新世界
09 瓜納巴拉灣
里約熱內盧港的海灣直伸入城市“心臟”，船靠岸的地方，一側是市中心區，另一側就像傳說中被海浪全部吞沒的伊蘇城一樣。從某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事實，因為第一個殖民據點只是個堡壘，位於一個多岩石的小島上，船隻靠岸前必定會經過這個島。這個島的名稱源於建立據點者的名字：維萊加格農。我沿著里奧布朗庫大道(Avenida Rio Branco)行走，這一帶原來是圖皮南巴族(Tupinambá)印第安人的村莊，而現在我口袋里裝的是列維的著作—人類學者的《聖經》。
列維差不多就是在三百七十八年前的今天抵達此地的。另有十個日內瓦人與他同行，都是新教徒。他們是應維萊加格農之邀而來的。維萊加格農在瓜納巴拉灣(Guanabara Bay)住了不到一年就改信新教。他以前和列維是同學。維萊加格農是個很奇特的人，他嘗試過各種職業，也曾經歷各式各樣的戀愛。他不僅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意大利人、蘇格蘭人打過仗（將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拐去嫁給弗朗西斯二世的人，就是維萊加格農），也和英格蘭人打過仗；他曾在馬耳他(Malta)和阿爾及爾(Algiers)打仗，也參加過意大利戰爭中的塞利索爾之戰(Battle of Cerisole)。他後來的主要興趣似乎是軍事建築，那時候他充滿冒險的一生似乎快到尾聲。對軍事建築這一行業的失望，使他決定前往巴西定居。但是到巴西以後，他的一切構想還是脫離不了他流浪成性、無法止息的本性，充滿野心。他到巴西的主要目的，本來是去建立一個殖民地，但同時他也一定要設法自己建立一個王國。他的首要目標是為正在法國飽受迫害的新教徒提供一處避難所。維萊加格農是受過洗的天主教徒，但思想上可能是自由派。他取得了科利尼和洛林地區(Lorraine)的紅衣主教的支持，為他將要建立的殖民地四處招兵買馬，對象包括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在內；有時候他則在公開場合招募流氓、游勇及逃跑的奴隸。最後，在一五五五年七月十二日，他招募到了六百個人，讓他們登上兩艘船。船上的成員五花八門，來自社會的各種角落，甚至包括剛出獄的人，這些人就是維萊加格農招募到的拓荒者。不過，他忽略了兩件事：女人和補給品。這兩艘船啓航時出了不少差錯，兩度被迫返回迪耶普港(Dieppe)，最終在八月十四日成功出發；不過，很快又碰上其他問題。非洲西北岸的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爆發戰事，水源受到污染，引發壞血病。維萊加格農的船於十一月十日在瓜納巴拉灣靠岸。在那個時候，法國人與葡萄牙人為了取得土著支持，已經競爭多年。
當年法國在巴西海岸享有的特殊地位，有不少值得注意之處。法國勢力最晚在十六世紀初就已抵達此地，當時派出了幾支探險征服隊，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五〇三年由戈納維爾率領的那一支。戈納維爾在那次探險結束後，從巴西帶回一個印第安人女婿。幾乎是同一時期，卡布拉爾在一五〇〇年發現聖克魯斯島(Santa Cruz del Islote)。不過，我們或許應該把時間再提前一些—早在十二世紀的時候，就有人將某個出產紅木染料的神秘大陸稱為“巴西”(Brésil)，並且小心守護這個秘密。此外，還有ananas（菠蘿）、manioc（木薯）、tamandua（小食蟻獸）、tapir（貘）、jaguar（美洲豹）、sagouin（狨猴）、agouti（刺豚鼠）、ara（南美大鸚鵡）、caïman（凱門鰐）、toucan（南美巨嘴鳥）、coatii（南美浣熊）、acajou（桃花心木）……這些法文名詞都直接源於各種印第安方言，而非由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轉化而來，因此，迪耶普人傳統上認為第一個發現巴西的人是庫贊—他立刻就用“巴西”為這片土地命名，比哥倫布首航還早四年—這或許也有幾分真實性。庫贊的船員中有個人姓平松(Pinzó n)。當哥倫布住在帕洛斯—德拉弗龍特拉鎮(Palos-de la Frontera)幾乎要放棄航行計劃時，就是平松家族的一員鼓勵了哥倫布，使他重燃希望，繼續推行計劃。在哥倫布首次航行時，擔任平塔號(La Pinta)船長的是另一位平松，每次哥倫布考慮是否必須改變航程時，都先和平松商量。另外，在哥倫布放棄了南向路線因而沒有發現巴西的第二年，又一位平松首先抵達巴西海岸，成為被正式承認的發現巴西的第一人，他抵達的地點是卡博迪聖阿戈斯蒂尼奧。不過這個問題將永遠得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因為迪耶普港保存的航海記錄都在十七世紀消失了，包括庫贊的航行記錄，消失的原因是英國人炮轟所引起的一場大火。不過，從抵達巴西大地的那一刻開始，我便禁不住想起四百年前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和悲劇性的意外，那是當時法國人與印第安人之間親密關係的見證：來自諾曼底的通譯，在巴西和土著過著一模一樣的生活，娶印第安人為妻，變成食人族；可憐的施塔登，有好幾年生活在驚恐里，覺得自己隨時可能被活活吃掉，可是每次都走運活了下來。有一次他想借他那跟伊比利亞半島人非常不一樣的紅色鬍鬚冒充法國人，以免被吃掉，可是勾尼昂王(King Quoniam Bebe)告訴他：“我已逮過五個葡萄牙人，全都吃掉了，他們都想冒充法國人，全都在撒謊！”法國人與印第安人之間一定早有某種持續性的關係存在。一五三一年，當那艘拉佩勒琳號(La Pélerine)返回法國時，除了載回三千張豹皮和三百隻不同屬的猴子之外，還帶回了六百隻“已懂得幾句法語”的鸚鵡。
維萊加格農把科利尼堡建在海灣正中央的一個島上。不僅築堡工人是印第安人，給殖民者提供食物的也是印第安人。不過，印第安人很快就對這種有去無回的供應關係感到不耐，因此他們放棄自己的村落，集體逃走。其後，飢荒與疾病成為堡壘中的家常便飯。維萊加格農開始露出他專橫的本性，當罪犯集體反抗的時候，他便實施集體屠殺。堡壘中的傳染病很快就傳進大陸，少數仍然忠心的印第安人都被感染了，造成八百人死亡。
維萊加格農當時正受困於某種精神危機，不太關心人世的俗務。由於長期和新教徒共處，他改信新教，於是請求加爾文教派些傳教士到巴西去教他有關新教信仰的事情。因此，一五五六年，加爾文教派出一支探險隊，列維就是這支隊伍的成員。
從此刻開始，歷史的發展異常曲折，但很奇怪的是，到現在為止居然還沒有小說家或電影編劇善加利用這段事跡。一小群法國人，為了逃避宗教紛爭，為了建立一個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可以在自由寬容的政府管轄之下共存的新社區，歷盡艱險，最後卻發現他們抵達的地方陌生得像另外一個星球。他們不僅對當地的地理環境一無所知，也對當地的土著一無所知；他們沒有辦法栽種植物來養活自己；他們身染各類病痛（包括傳染病），一切生活所需都必須仰賴一個語言不通且充滿敵意的社會來供給；他們知道自己已陷入自造的羅網之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企圖說服對方改宗，他們不把精力用於求生，而是一連幾個星期都在討論下列問題：“最後的晚餐”的真義到底是什麼？奉獻用的葡萄酒是不是應該先摻水？聖餐與洗禮都會引發極為激烈冗長的爭辯，爭辯完畢以後，維萊加格農有時候被說服改宗，有時候又回歸他原來所信的天主教。
事情鬧得不可開交，最後維萊加格農決定派使者去歐洲請教加爾文，要求他仲裁那些引起爭論的問題。在使者被派出以後，爭論變得更加劇烈，維萊加格農開始失去理智。列維留下的記錄中寫道，他可以從維萊加格農所穿的衣服的顏色推知他的情緒，以及他震怒時可怕的程度。最後，維萊加格農變為反對新教，要把新教徒餓死。新教徒再也不能在島上的社區中扮演任何角色，便搬到大陸去住，和印第安人結盟。法國人與印第安人之間的那種田園詩一般的關係，促使列維完成了人類學經典著作：《巴西大陸之旅》(Le Voyage Fait en la Terre du Brésil)。這個故事的結局甚為悲慘，在受過種種折磨以後，日內瓦人最後搭上了一艘法國船返回歐洲。在回程中，他們不能再像上一次前往巴西的途中那樣，仗著裝備整齊，可以沿途向遇到的船隻“刮油水”—也就是搶劫；船上的人在這次旅程中一直餓著肚子，他們把猴子吃掉，把鸚鵡吃掉。那些鸚鵡非常珍貴，有個印第安婦人是列維的朋友，她要人家用一門大炮來換，才肯交出她的鸚鵡。船上的老鼠被賣到四枚埃居幣一隻。後來船上斷水，最後在一五五八年抵達布列塔尼(Brittany)時，一半的人已經被餓死。
島上的殖民社會也開始在恐怖與判處死刑的氛圍中解體。島上的所有人都痛恨維萊加格農，有些人視他為叛徒，有些人視他為叛教者；印第安人很怕他，他自己很怕葡萄牙人。最後他終於放棄了夢想。一五六〇年，在維萊加格農的侄子布瓦·勒·孔特(Bois le Comte)的指揮之下，科利尼堡被葡萄牙人攻陷佔領。
我在里約熱內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隨意到處走走，企圖重新捕捉一些上述古老故事的情調。後來我有機會真正體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國家博物館為了紀念一名日本學者，在海灣頂端一帶籌劃了一次考古試掘，我參加了。我們的汽船停靠在多沼澤的海岸，停靠地點附近有一艘棄船，生滿了鏽。那艘船當然不會是十六世紀的，不過，一艘被棄置的生鏽破船，使那片空間增添了不少歷史氣氛，那艘破船是此地唯一可以替時光飛逝做見證的東西。遠方的城鎮消失在低垂的雲霧與從清早開始就下個不停的細雨中。黑色污泥里有不少螃蟹，熱帶紅樹林外形腫大，看不出到底是蓬勃生長還是衰敗的跡象。在污泥與紅樹林後面，可以看見幾間孤立小屋的側影，看不出它們屬於哪個時代。再遠一點，山坡頂端被白色霧氣籠罩。我們剛接近樹林，便看到此番前來的目的了—最近有農民在這裡的沙礫石坑中發現了一些破陶片。我摸了摸那厚厚的陶片，毫無疑問這是圖皮人的作品，因為陶片最外一層的白漆邊緣飾以精細的紅色和黑色格狀紋飾，據說這種紋飾可以迷惑那些到處尋找藏放於甕中的人體殘骸的惡鬼。起先有人告訴我，車子可直接開到這個遺址，因為這裡離城鎮中心不過五十公里，不過降雨可能會阻斷道路，迫使我們停留一個星期之久。這樣就使我們與這個憂傷地無法改變的過去更為接近了。列維可能在這些地方待過，消磨那些煩人的等待時光。他可能看過那些動作敏捷的棕色的手，拿著刮刀，沾上黑漆，來創造那些“像格狀紋飾的、像同心結的以及其他數以千計的各種可愛圖案”。那些正是目前我想從風化了的破陶片背面辨認的圖案。
第一次去里約熱內盧，感受還是很不同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前往赤道另一邊的熱帶—一個新世界。我當時想：會有什麼樣的跡象來顯示這種轉變呢？會聽到什麼樣的新聲音來證明此事呢？哪一個我未曾聽過的音符會首先進入耳朵呢？我草率的第一印象是：里約熱內盧對我而言像一間超大的沙龍(solan)。
我穿著比平時更輕便的衣服，在彎彎曲曲、高低不平、用黑白石子鋪成的道路上閒逛。我看見大道兩旁又窄又暗的小街道有幾點特色：建築物與道路之間的分界不像歐洲那麼明顯。無論商店櫥窗的裝飾如何精緻複雜，店面都直接延伸到街道上，使人很難分辨到底身在店內還是店外。街道不僅作為交通之用，也是人們生活的場所。這些街道既繁忙又安詳，不僅比歐洲的街道擁擠，也比其維護得更好，終於讓我找到了一個比較的標準：從一個半球到另一個半球，從一塊大陸、一種氣候到另外一個，首先只不過是把歐洲商店櫥窗的那層薄薄的玻璃取消。在歐洲，那層玻璃只是以人為的手段來創造同樣的效果。我對里約熱內盧的第一印象，是覺得它像露天式的米蘭拱廊街[插圖]、阿姆斯特丹畫廊(Galerij)、巴黎的全景廊街(Passage des Panoramas)或聖拉查火車站(Gare Saint-Lazãre)大廳。
通常，人都把旅行視為空間的轉換，但是這種觀念還不夠完整。旅行不但伴隨著空間的轉換，同時也伴隨著時間與社會階層結構的轉變。任何印象，只有同時與這三個坐標聯繫起來才顯出意義。不過，空間本身即有三個坐標，所以，如果想完整地描述任何旅行經驗，就必須同時使用五個坐標。我在巴西一上岸，馬上就感覺到了這一點。我已來到大西洋對岸，在赤道的另一邊，同時非常接近南回歸線。有很多事情足以說明這一點：天氣恆常濕熱，不必再穿毛衣，房子與街道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我後來發現，這種分界是西方文明的一種常態）。不過我很快就明白，取而代之的是人與叢林的分界；如果是在我們那樣完全人文化了的地理景觀中，人與叢林之間並沒有這樣清楚的分界。此外，還有椰子樹，新品種的花卉，在咖啡館前成堆擺放的綠色椰子—椰子被剖成兩半，內有甜汁，散髮出隱藏著的新鮮味道。
我同時也注意到了其他變化：我以前很貧窮，現在變得富有，首先是因為我的收入狀況有所改善，其次則因為當地物產的價格極低。一個菠蘿只賣二十蘇(sous)，一把香蕉賣兩法郎；在意大利人開的店裡，一隻烤好的雞才賣四法郎，好像兒歌裡面的“塔定太太的豪華飯店”(the palace of Dame Tartine)。最後，抵達一個新港口時的那種開放心態，那些使人覺得有義務善加利用的不求自來的機會，形成一種曖昧情況，很容易使人暫時放棄平日的自制，忽然間意氣風發，以揮霍為快。當然，情況也有可能恰好相反。法德停戰後，我抵達紐約，一文不名，就有這種經驗。但是，不論是增加還是減少，不論你的物質狀況是改善還是變糟，除非奇跡發生，否則旅行不可能不在這方面帶來一些變化。旅行不僅是把我們帶往遠處，還使我們在社會地位方面上升一些還是降低一些。它使我們的身體換到另一個空間，同時，不論是更好還是更壞，都使我們脫離自己原來的階級脈絡，唯有親身體驗才會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發生了什麼樣意料之外的變化，這變化了的社會地位決定了我們對眼前環境的觀感。
當以前的旅行者接觸到和他自己的文明極不一樣的文明時，那種文明給他的第一印象是一切都極為怪異。過去幾個世紀以來，這樣的例子變得愈來愈少。無論是到印度還是美國，現代旅行者都覺得驚奇的程度小到連他自己都不願意承認的地步。現代旅行者可以自由選擇的地點只有以下兩種差別：那裡被歐洲入侵多久了？那裡的機械化（西方文明化）程度有多高？說是要追求異國情調，結果只是在追求一個他早已熟悉的發展形態的不同階段而已。現代旅行者就像是古董愛好者，但由於數量有限，他不得不拋開他所收藏的黑人藝術，降格以求，在他四處旅行時遇到的各地跳蚤市場里，為古怪有趣的舊貨討價還價。這一類區別，事實上可在每個城鎮的中心覺察出來。就像不同的花卉在特定的季節開放一樣，一個城鎮裡的每個區域都帶有該區域發展的年代遺痕，顯示它發展的最高程度及其衰落的過程。在城鎮發展和衰落的形態裡面，既有其年代次序，也有巧合成分。以巴黎為例，瑪萊區[插圖]在十七世紀發展到頂峰，現在已衰落；第九區是較晚“開花”的品種，在第二帝國時代發展到極點，現在則只剩一些破敗的建築，住在這裡的是“卑微的昆蟲”，在這裡可以找到適合他們那些規模有限的活動的場所；第十七區則凍結於它那破產了的豪華富麗之中，好像一株巨型菊花在大限已過之後，仍然高傲地昂著它衰敗的頭；不久以前，第十六區輝煌燦爛，現在它鮮艷的“花朵”為辦公大樓與公寓建築所掩蓋，慢慢變得與其他的巴黎城市邊緣地帶沒什麼差別。
當我們比較地理與歷史上相差甚遠的城鎮時，這些年代更迭方面的差異，加上變遷速度的不同，使情況更為複雜。一離開里約熱內盧的市中心那種明顯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面貌，馬上就看到安靜的街道，長長的大道兩旁種著棕櫚樹、芒果樹、修剪整齊的紅木樹，古色古香的別墅各有各的庭院。這些街道和建築令我想到拿破侖三世時代的尼斯(Nice)或比亞里茨(Biarritz)。後來我看到加爾各答(Calcutta)的住宅區時也有這種感覺。熱帶地方的城鎮，與其說深具異國風味，不如說是過時的風景。這些城鎮的植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它們的風貌，但是某些建築上的細節與當地人的生活方式，使旅行者感覺到自己並不是去到遙遠的地方，而是在不知不覺中經歷了時光倒流。
里約熱內盧的建造過程和一般城鎮不同。它首先沿著海灣一帶平坦的沼澤地修建，然後往內陸發展，從那些環繞著海灣的陡峻山丘之間穿出去，好像扭動著手指鑽進一隻很緊的手套那樣。狹窄的城區沿著花崗岩壁的底部發展，有的長達二三十公里；這些花崗岩壁陡到長不出植物；偶爾會在一個突出的岩角上或一個深邃的岩罅里長出一片樹林，雖然離城鎮如此之近，但由於人無法抵達該處，那些樹林成為真正的處女地。飛越這些涼爽深邃的狹長地帶的時候，會覺得好像已經碰到了那些樹枝，飛機在青翠蔥郁的織錦間滑行，然後降落地面。雖然里約熱內盧附近到處都是山，但這座城市對這些山簡直不屑一顧，一部分原因是山頂缺水。在這方面，里約熱內盧和孟加拉國灣的吉大港(Chittagong)正好相反。在吉大港，那些圓錐形的小山丘聳立於多沼澤的平原上，綠茵中可見到橙色的泥土閃閃發光，幾乎每一座山丘頂端都建有一座孤獨的別墅—富人的堡壘，使他可以避開逼人的悶熱和沼澤的髒亂。里約熱內盧正好相反：那些小圓球狀的山頂，由整塊如鑄鐵般的花崗岩構成，在陽光下生成強烈的熱氣，使峽谷底部循環的空氣永遠無法上升。也許目前的都市化已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不過，在一九三五年，居住地點的高度就標示了社會地位的高低：住得越高的人，社會地位越低，一點兒都錯不了。窮人住在高陡山坡上面的貧民窟(favellas)里，當時那裡住的是黑人，穿著洗得乾乾淨淨的舊衣服，譜出生動的吉他旋律，每逢嘉年華，從山上下來，連人帶曲，集體侵入城鎮。
城鎮不僅依高度而變化，也隨距離而變化。當走進那些建築於兩山之間的狹窄城區以後，整個景觀便有了郊區的特色。里奧布朗庫大道盡頭的博塔福古區(Botafogo)仍然是市內的高級城區之一，但是過了佛朗明哥區(Flamengo)以後，人們會以為自己置身於巴黎的訥伊區(Neuilly)。科帕卡瓦納隧道(Copacabana Tunnel)附近一帶，二十年前很像聖但尼(Saint-Denis)或勒布爾歇(Le Bourget)，不過略帶一些粗獷的味道，有點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法國郊區。科帕卡瓦納當時還只是個小小的鄉下城鎮，有各式各樣的手藝行業與小商店，現在已到處都是摩天大樓。
我對里約熱內盧的最後印象是在我離開之前不久，我到科爾科瓦杜山山坡上的一家旅館去拜訪幾個美國同行。要到那裡得搭乘相當簡陋的電纜車，軌道建在不穩固的岩石上面，車廂給人的感覺介於修車廠與避難山屋之間，沿途檢查站上有虎視眈眈的管理人員，他們看起來又有點像遊樂園的招待。我搭乘這種電纜車穿越骯髒多岩石的荒地，有時幾乎垂直地爬上懸崖，得到的獎勵是在山頂上發現一棟建造於帝國時代的平房建築，規模不大，牆壁用灰泥與黃土塗過。吃晚餐的地方是一個權充陽台用的平台，從平台望去，看見的是一堆水泥房子、廉價的別墅與其他城市建築。望向遠方，倒是沒有這種紊亂景觀中常見的工廠煙囪，而有一片閃亮的、絲緞般光滑的熱帶海洋，海面上掛著一輪碩大無朋的明月。
我走回船上。啓航時燈火輝煌閃爍，行進時波浪起伏反射著燈光，我彷彿在巡閱一條海上花街。傍晚時分，一場雷雨，遠方的水域閃亮如巨獸之腹。同時，殘雲遮住了月亮，雲被風吹成鋸齒、十字架和三角的形狀。這些奇形怪狀的雲朵彷彿自內部發光，在黑色的天空上，看來好像是熱帶的北極光。在黑煙似的雲間空隙，微紅的月亮不時部分現身，被遮住，又出現，好像在空中飄浮流過的一盞苦悶的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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