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12
憂鬱的熱帶 12
第四部 地球及其居民
12 城鎮與鄉野
在聖保羅市居住，想成為“星期天人類學家”是可能的，但倒不是因為在郊區有很多印第安人可供做人類學研究。事實與原先別人告訴我的情報有很大的出入，因為郊區居民大都是敘利亞人和意大利人。最接近聖保羅的一個有點人類學觀察價值的地方，是十五公裡外的一個落後的村子，住在那裡的衣衫襤褸的居民有金色頭髮和藍眼珠，這些體質特徵洩露出他們是德國人後裔這個事實。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幾群德國移民在巴西最不具熱帶特質的地方定居，住在聖保羅附近的移民已和當地貧窮的農民融合，無從分辨；再往南一些，在聖卡塔琳娜州(State of Santa Catarina)的小鎮，例如茹安維爾(Joinville)和布盧梅瑙(Blumenau)等地方定居的移民，則使這些小鎮仍然帶有十九世紀的氣氛。那些小鎮周圍長滿智利松，鎮上房子的屋頂尖而斜，街道都是德國名稱，蓄著仁丹胡的老人坐著抽瓷頭的長煙鬥。
聖保羅附近還有一大堆日本人，但他們很難接近。他們是整批辦理入境的移民，由移民公司提供旅費，並保證抵達之後有地方住，然後他們被分配到內陸的農場去。那些農場既是村落也像軍營，有學校、工廠、醫院、商店和娛樂場所，一切公共設施都齊全。這些移民在那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完全與世隔絕，這種孤立有一半是自願的，有一半則是整體移民制度鼓勵的結果。他們慢慢歸還欠移民公司的錢，剩下來的則交移民公司代為保管。移民公司會在很多年後送他們回日本，使他們可在祖先的土地上安享餘年，至於那些時間未到即死於瘧疾的人，移民公司會負責把遺體運回日本。整個龐大計劃組織的重點是使這些移民不覺得他們已經離開日本。但是這樣做的理由是不是純粹基於財務、經濟或人道上的考慮，則不無疑問。
想要到“海外移住組合聯合會”(Kaigai Iju Kumiai)或“巴西拓殖組合”(Brazil Takahoka Kumiai)等公司的辦公室去非常困難；想要到那些農場去看看，或者進入那幾乎是另一個世界的，有整套的旅館、醫院、磚窯、鋸木廠等等可以使整個殖民區域自給自足的地方，更是難上加難，這證明整個移民計劃背後還有更深一層的計劃。那個計劃產生了兩個互相關聯的結果：一是在那些經過仔細選擇的地點建立完全孤立的移民據點；二是在開墾農業用地的同時，也費心地做一些考古工作，考古工作的目的是強調前哥倫布時期遺址的出土物和日本新石器時代遺物的某些相似處。市中心工人住宅區市場的一些店主是有色人種，或者更正確地說—因為在一個種族如此複雜，而且直到最近都還完全沒有任何種族歧視，鼓勵各種族群通婚的國家裡，“有色人種”這個名詞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在市場裡面可以試著去區分黑白混血的姆拉托人(mesticos)、白人與印第安人混血的卡博克洛人(caboclos)，以及黑人與印第安人混血的卡富索人(cafusos)之間的差異。至於他們所賣的貨物則風格殊異，毫無混合的跡象：印第安人賣的peneiras（篩子）就是典型的印第安人用來篩木薯粉的篩子，那是用竹子做成的格子花樣的手工藝品，周圍有一圈竹條。abanico（扇子）也是印第安人的傳統手工藝品，這種東西頗值得研究，製作的材料是一片棕櫚樹葉，把原本分散會透風的葉子編織成一個嚴密的平面，用力搖動的時候可以扇風，這需要相當的巧思。由於編織扇子的方法很多，棕櫚葉也有很多種，因此把不同的編織法與不同的棕櫚葉結合起來，可以創造出各式各樣的形狀，而每一種扇子都代表對同樣一個技術問題的不同解決方案。收集這些不同形狀的扇子，就等於收集了對同一個技術問題的很多種不同解決方案。
棕櫚主要有兩種：一種棕櫚的小葉片整齊對稱地分布於葉乾兩側；另一種棕櫚的小葉片散開如扇形。第一種棕櫚葉有兩種編織方法：把所有葉片都折到同一邊來編織；或者幾片葉子一組分組編織，直角交錯，然後把一組的頂端穿插到另外一組的底端，再反過來穿插編織。用這些方法可以編出兩大類扇子：翅膀形與蝴蝶形。蝴蝶形的扇子還可以分成很多種形狀，在編織過程中同時使用上述兩種方法，最後編織出來的扇子有的像湯匙，有的像球棒，有的像花圈，還有的像一種巨型的扁平發辮。
聖保羅的市場裡面還有另外一種很吸引人的東西，即叫作figa或fig的吊飾。這種東西的形狀像一隻握拳的手，拇指從食指與中指之間突出來，這是古代地中海地區的一種吉祥象徵，其造型代表的很可能是性交動作。在市場裡面賣的那些figa，有的用黑檀木製成，有的做成了銀制的小護身符，有的則大如商店招牌，雕刻粗糙，顏色俗艷。我當時住的房子位於聖保羅市的頂端，是二十世紀初羅馬流行的建築樣式，牆壁粉刷成褐色。那時候我在天花板上掛了不少figa，像花環一樣有趣。我在進入房子之前要穿過一片素馨花，素馨花之後是一座老式花園，我請屋主在花園的一端種了一棵香蕉樹，好讓我有身在熱帶的感覺。幾年下來，這棵具有象徵性的香蕉樹已繁殖成一小片香蕉園，我因此可以收穫自己的水果。
最後，在聖保羅的郊外有些鄉野民俗值得觀察和記錄。五月節慶時，每個村莊都用綠色棕櫚做裝飾，一切都按照葡萄牙傳統方式進行：重演摩爾人與基督徒之間的戰役；舉辦“卡塔瑞內塔號[插圖]”紀念遊行—船用紙板糊成，上面有紙帆；到遙遠的教堂去朝聖。那個教區收容了許多麻風病患，在那裡到處都可以聞到品卡酒(pinga)的味道—品卡酒也是用甘蔗釀造的，但和朗姆酒很不一樣，有時直接喝，有時會兌青檸檬汁喝。在品卡酒的氣味中，混血的吟唱者穿著及膝的靴子和廉價的漂亮服飾，帶著相當的醉意一邊敲鼓一邊互相挑戰，比賽唱些諷刺歌曲。此外還有一些信仰和迷信，記載下來也相當有趣，例如躺在金戒指上面可以治療針眼，或是把所有食物都分為不可兼容的兩類，一種是熱性食物(comida quente)，一種是冷性食物(comida fria)，吃錯了會生病，另外還有其他各種有害的混合—魚和肉類、芒果和酒類、香蕉和牛奶等等。
不過，在比較內陸的區域，更有趣、更值得注意的不是那些地中海區域傳統的殘留，而是一個正在成形的社會所喜愛的那些特殊的社會模式。要研究的題目仍然沒變，仍然是過去與現在的問題，不過古典人類學研究一直都想用過去來解釋現在，而這些地方卻是仍然變動不居尚未定型的現在，似乎正在重現歐洲文明演化過程的一些很古遠的階段，就像是墨洛溫王朝[插圖]時代的法國，你可以眼看著遍布大型莊園的鄉村裡湧現出市鎮和城郊來。
正在形成中的各種小區與現代的城鎮不一樣。現代的城鎮，其原有的特色都已被抹殺，很難在裡面看出其形成過程的特有歷史，所有城鎮都變得愈來愈相像，只剩下一些行政上的區別。此地的情形正好相反，每個城鎮都可個別加以研究，像植物學家研究植物那樣，從其名稱、外觀與結構，可以看出某個城鎮屬於人類創造出來加進大自然里的哪一個城鎮界裡面的哪一科。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兩個世紀當中，拓荒者所建立的邊緣地帶慢慢由東往西、由南往北移動。在一八三六年左右，聖保羅州只有北方—也就是里約熱內盧與聖保羅市之間那一帶—真的有人久住，並且漸漸往此州的中央地區移動。二十年之後，殖民據點開始在東北的摩吉安納(Mogiana)和保利斯塔(Paulista)一帶建立起來；到一八八六年的時候，移民已深入阿拉拉誇拉(Araraquara)、索羅卡巴(Sorocaba)和西北地區。在後面的這些地區，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左右，人口數量和咖啡產量增加的速度都相當，而在北方那些開發比較久的地區，咖啡減產要比人口減少早上五十年。人口減少的現象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才出現，然而早在一八五四年，就已有很多失去利用價值的咖啡莊園被人遺棄。
這種用後即棄的空間利用方式，和與之相應的歷史演化一樣無法留下恆久的痕跡。只有那些沿岸的大城鎮，例如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其城市擴張的基礎穩固，看起來倒退不了：聖保羅的人口在一九〇〇年有二十四萬，在一九〇二年有五十八萬，在一九二八年有將近一百萬，現在則早已超過百萬。但是，在內陸地區，另外一種城鎮出現又消失；不同的省份在同一時間內有的人口增加，有的人口減少。居民遷來移去，雖總數並不見得增加，但所形成的社會形式卻有不同；“城鎮化石”與“城鎮胚胎”並存供人觀察，讓人可以在極短的時間里，在人力所及的範圍內，研究到種種令人驚訝的演變轉型，好像古生物學家比較不同的地質層，便可研究歷經數百萬年時間的生物演化的不同階段一般。
一旦離開沿岸一帶就必須記住的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巴西的變化多而發展少。
在帝國統治時期，整個國家人口稀少，但分布相當平均。沿岸城鎮的規模一直不大，內陸城鎮則遠比現在更具活力。有一個常被人遺忘的歷史吊詭：在交通設施欠佳時，愈原始的交通工具愈有優勢。在除了騎馬以外別無選擇的時候，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在旅途上花費幾個月的時間—而不只是幾天或幾個星期，可以毫不猶豫地前往只有騾子才去得了的地方探險。當時整個巴西內陸的生活，雖然速度緩慢，但穩定地進行著；河道上有定期航班，一小段一小段地走，整個行程長達幾個月；像庫亞巴(Cuiaba)與戈亞斯(Goyaz)之間的那條路，雖在一九三五年已被完全遺忘，但在一百年前卻交通頻繁，騾隊來來往往，每一隊騾子的數目在五十頭到兩百頭之間。
除了一些最偏遠的地區以外，整個巴西中部的那種從二十世紀以來便遭受忽略的情況並非本來就一直如此：這是沿岸地區人口和商業成長所付出的代價，是沿岸地區發展現代式生活的結果。內陸地區由於較難開發，便開始倒退，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緩慢的腳步往前走。同樣，開始使用汽船以後，距離被縮短了，那些曾經聞名世界的沿途停靠港口一一退出舞台。我不得不問，搭乘飛機旅行使我跳過的那些以前會停留的地方，是不是將出現同樣的結果？無論如何，幻想機械進步會帶來相應補償也沒什麼害處：將清靜和遺世獨立交還給少許地區，以換回這世界被機械進步大舉摧毀的隱秘性。
聖保羅州的內陸及其鄰近地區，具體而微地說明瞭上述這些轉變。很多巴西沿海及河岸的城鎮最初都是用以維持省區治安的軍事要塞性質聚落，它們現在當然都已衰微或者蕩然無存：里約熱內盧的維多利亞、建築在一座小島上的弗洛里亞諾波利斯(Florianopolis)、建在岬角的巴伊亞和福塔萊薩(Fortaleza)、亞馬孫河岸的馬瑙斯(Manaus)和奧比杜斯(Óbidos)，還有馬托格羅索州的維拉貝拉(Vila Bela)—在瓜波雷(Guaporé)附近仍可看見它的遺跡，並且不時會有些南比誇拉(Nambikwara)印第安人去住。維拉貝拉以前是個以“叢林隊長[插圖]”聞名的駐軍城鎮，位於玻利維亞邊界，也就是在一四九三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所畫的那條象徵性的界線上面，畫那條線是為瞭解決西班牙王室與葡萄牙王室之間的領土爭執，而當時新世界仍未被發現。
在北邊和西邊，仍可看到一些現在已無人居住的礦鎮，還有已經頹壞的古蹟—十八世紀誇張搶眼的巴洛克式教堂建築。這些教堂仍然相當華麗可觀，與周圍的一片廢墟形成對比。在礦坑還在被開採的時候，這些城鎮充滿活力，現在則陷入休止狀態，不過在扭曲的圓柱間，每個空隙、每個轉角、每一面有捲軸裝飾的山牆、每一座披著服飾的雕像，卻都似乎很急切地想要保存一些已破落的財富的蛛絲馬跡。挖掘地下礦藏所付出的代價是毀壞自然，特別是那些被砍伐來給煉礦爐提供燃料的森林。城鎮則像一場大火那樣，在消化完其生存所依靠的資源以後，便枯竭敗滅了。
聖保羅還令人想起其他歷史事件，譬如十六世紀以來耶穌會傳教士與莊園主(fazenderos)之間的鬥爭，兩者各自擁護不同的殖民方式。耶穌會傳教士在他們所控制的土地範圍內，堅決地要把印第安人從其野蠻的生活方式中拉出來，把他們組織成一種受耶穌會控制的公社生活形態。在聖保羅州內的一些邊遠地區，這類最早期的村落仍可由其名稱看出來—阿爾德亞或米邵[插圖]等。這些村落規劃得相當寬敞，功能安排也有特色：教堂在中央，前面是一個長方形廣場，地面的泥土都夯得平坦堅實，現在已長滿雜草，廣場四周的街道交會處均呈直角，街道兩旁以前是土著小茅屋的地方都蓋了低矮的房子。
一方面，那些熱帶莊園的主人十分嫉妒教會所擁有的世俗勢力。教會不但壓低莊園主們所能徵收的租稅，而且迫使他們不能使用奴隸做苦工。他們組成各種懲罰性的征服隊，破壞原住民與傳教士之間的聯繫。傳教士與莊園主之間的競爭，使巴西的人口結構分布具有一項特質：在最貧瘠的地區，仍保留著從阿爾德亞時代沿襲下來的鄉村生活方式；而在那些眾人爭奪的土質肥沃之地，居民除了依附地主過活以外別無選擇，他們住在規格一致的茅草或泥土小屋裡，以便莊園主能隨時監視。即使是現在，在一些鐵路沿線仍然沒有任何社區生活存在，每隔一定的距離就建一個車站，按照字母順序取名—巴爾基納(Barquina)、費利西達德(Felicidade)、利茂(Limão)、馬瑞里亞(Marilia)等等（在一九三五年左右，保利斯大公司已用到P這個字母開頭的車站名稱），整條鐵路數百公里之內只在某些被稱為“莊”的地方停車—巴納納爾莊(Chave Bananal)、孔塞桑莊(Chave Conceiçao)、埃莉薩莊(Chave Elisa)[插圖]……這類車站就是為莊園服務的，當地住民圍繞著莊園居住。
另一方面，有些莊園主為了宗教性的理由，會把土地獻給教區，結果這些鎮區 成為教堂財產，受某個聖人保護。另外一些鎮區的創建則是基於世俗的理由：有的莊園主決定成為“人口繁衍者”(povoador，populator)，甚至成為“城鎮栽培者”(plantador de cidade)。在這類例子中，他們會用自己的名字為城鎮命名，如叫作保羅市(Paulopolis)或奧蘭迪亞(Orlandia)等等。有時候為了政治上的理由，則以名人作為城鎮保護者，取名為普魯登特總統城(Presidente Prudente)、科內利烏普羅科皮烏[插圖]或埃皮塔西奧佩索阿……這些城鎮的生命週期短促，並且不時更改名字，每次改名都代表城鎮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它們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只是有個非正式的名稱。舉例來說，荒野中出產馬鈴薯的地方會被叫作“馬鈴薯”(Batatas)；某個地方缺乏燃料用以煮食，或許會被叫作“生豆”(Feijão-Cru)；有的地方被叫作“無鹽”(Arro-Sem-Sol)，因為在到達那個地方之前可能存貨都已用盡。然後，有一天，某個上校—只要是重要的地主或政治人物就都被稱為“上校”(coronel)—想要在他所掌握的那幾千畝[插圖]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權威，就去招募人員—有時候是雇用，有時候則把一些流浪漢抓來—於是“生豆”就變成了“萊奧波爾迪娜移民鎮”(Colônia Leopoldina)[插圖]或“費爾南多市”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因個人野心或一時興起而憑空創造出來的城鎮，可能衰敗、消失，剩下來的只不過是一個名字和幾間小屋，人口愈來愈少，飽受瘧疾和鈎蟲肆虐之苦。不過，有時候這樣建立起來的城鎮會生根，發展出某種集體意識，設法忘掉它起初不過是某位人物的玩物或工具而已。從意大利、德國和其他五六個國家剛剛移民來的新人口，也許會覺得需要扎下自己的根，便從字典里重新找一個名字—通常是圖皮語的名字，認為這樣改了城鎮的名字以後，會給城鎮帶來某種始自前哥倫布時期的悠久形象：塔納比(Tanabi)、沃圖波蘭加(Votuporanga)、圖龐(Tupã)或艾莫雷(Aymoré)……
河岸城鎮則在鐵路出現以後步向死亡，不過其遺跡仍偶然可見，作為一個已消失的週期之見證。一開始的時候，河岸上會蓋幾個小茅草亭子，蓋一家小客棧，讓乘獨木舟的人有地方安心過夜，不會被印第安人偷襲。汽船被引進以後，每隔三十公里左右出現一個柴火港(portos de lenha)，以便那些煙囪細窄的船隻可以補充所需的木材燃料。最後，在每一段可以航行的河道兩端出現河港，在那些由於急流或瀑布而無法通過的地點，則出現船隻搬運站。
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有兩種聚落不僅仍然保存著傳統的外觀，也保有一定程度的生命力。一種是在道路交會處的村落，被稱為pouso；另一種則位於叢林出入口，被稱為boca de sertão[插圖]。當時貨車已開始取代騾隊或牛車隊等老式的交通工具。貨車使用跟騾隊或牛車隊一樣的小徑，由於路況很差，幾百公里的路程都只能用一擋或二擋行駛，結果行進的速度和載貨的牲畜差不多，也得在同樣的地方停留，穿著沾滿油漬的工作服的司機和一身皮衣的趕牲口者(tropeiros)坐在一起喝酒。
那些小徑的實際情況和傳言大不相同。其起源有很多種，有的是以前貨運隊走的舊路，用來輸出咖啡、甘蔗、酒和糖，並運入鹽、米、豆和麵粉。這些路的中途，就在叢林密草中間，會設一些“登記站”(registro)：一個木造的馬欄，旁邊有幾間小屋，一名衣冠不整的農民代表某個值得懷疑的權威當局索取過路費。既然有登記站，就表 示另外還有一條更為隱秘的小徑，專門用來逃避過路費，叫作免稅路(estradas francanas)。最後，還有騾子路(estradas muladas)和牛車路(estradas boiadas)。在牛車路上，常可聽見那種單調煩人的牛車聲，接連不斷地響個兩三小時，不習慣的人會被弄到發瘋，那是牛車慢慢接近時，車軸摩擦車身所發出的聲音。這些牛車是古代地中海地區的設計，從史前時代以來就沒什麼改變，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傳進巴西。車身很笨重，兩旁有藤編護欄，車身直接放在車軸上面，車軸兩端連著沒有輪轂的輪子。拉這種車的動物，花在克服車軸與車身間的嚴重摩擦上的力氣，要比花在把整輛車子往前拉上的力氣還多得多。
此外，那些小徑的路面情況，主要是動物、小汽車和卡車沿著大致相同的軌跡隨意、重復碾壓的結果。人們每次上路的時候都須盡量依據當時的雨勢、泥土狀態和植物生長情形，找出最方便的路徑來走。路上形成了由凹溝和凸坡組成的迷宮，有時候匯集在一起變成一段寬達百米左右的道路，好像是叢林深處突然出現公路，讓我想起法國塞文山脈夏季上山放牧時羊群走的山路；有時候又岔開成幾條路，通往地平線上的每一個方向，使人無法知道這些米諾斯迷宮[插圖]般的路線到底選哪一條，才不會在走了三十幾公里以後發現迷失於沙地或沼澤荒草裡面，白白浪費幾個小時，既耗力又危險。在雨季時，這些小徑都會變成無法通行的黏糊糊的泥巴河。雨季結束以後，第一輛開進小徑的貨車會在潮濕的路面上留下凹陷的車轍，這些車轍經過三天的乾燥後便堅硬得像水泥一樣，隨後上路的車子不得不將輪子放進這些凹槽往前開。如果輪距和車底高度正好和第一輛貨車一樣，那麼倒沒多大問題。如果輪距一樣，可是底盤較低，有時就會發現半路上車子突然懸空，卡在一塊突起的小土堆上面，得用鶴嘴鍬把土堆鏟掉。如果輪距不同，就只能讓一邊的輪子在凹槽裡面，另一邊的輪子則在較高的路面上，就這樣傾斜著開好幾天，隨時都有翻車的危險。
我仍然記得有一次在這種小徑上長途旅行的經歷。庫爾坦為那次旅行犧牲了一輛嶄新的福特汽車。莫局埃、庫爾坦和我三個人決定開著那輛福特汽車，一直開到不能再往前開的地方去。那次旅行的終點在阿拉瓜亞河(Rio Araguaya)畔的一棟卡拉亞印第安人(Karaja)的小屋前面，離聖保羅一千五百公里。在回程途中，汽車前輪的避震彈簧斷掉，引擎直接壓在車軸上面。我們就這樣開了一百公里，然後請一個村子裡面的師傅手工打造了一根鐵條，把引擎吊起來，又開了六百公里。但是，讓我記憶最深刻的是在一片黑暗中連續開車幾個鐘頭。當時我們心中相當焦急，因為不曉得我們所選的那道車轍是否會害我們走錯路。聖保羅州與戈亞斯州的邊界一帶沒什麼村落。在黑暗中焦急地開了一段路以後，一個好像鑲著許多星星的pouso突然出現在眼前。那些星星是電燈泡，由小發電機供電。事實上，發電機的噗噗聲在此前幾個小時之內早已隱約可聞，不過我們一直無法把它和夜間叢林的其他聲音區分開來。那裡的小客棧有時候有鐵床，有時候有吊床，我們在黎明時分醒來，在城鎮熱門旅遊區—或者說那是個廣場—閒逛。那裡有房子和店鋪，還有很多行商和小販—零售商、醫生、牙醫甚至巡回律師。
可以想象這樣的城鎮在舉行市集時的熱鬧情形。數以百計的農民全家出動從遙遠的地方趕來，一趟路要走上好幾天，不過這是他們一年一次的機會，可以賣一頭小牛、一隻騾子、一張貘皮或美洲豹皮，出售幾袋玉米、稻米或咖啡，然後買一塊棉布，一些鹽、燈油和來福槍子彈。
城鎮後方是一片高地，上面覆蓋著矮樹叢，偶爾長出幾棵灌木。近年造成的侵蝕—大約是在半個世紀之前開始的森林砍伐—使高原表面出現一些麻子，好像是小心翼翼用鑿子鑿出來的一樣。一兩米的高度差別顯示出台階地的起點，也代表剛在形成中的峽谷。有一條溪流，相當寬但不深，比較像是一股溢流的洪水，而不像是有自己河道的溪流。旁邊不遠處有兩三條平行道路穿過幾片植被茂密的區塊。這些植被茂密的區塊環繞著一座瓦頂的房子，褐色的百葉窗支架、紅褐色土地的反光，使那座房子用石灰粉刷過的閃閃發光的乳白色牆壁顯得更為耀眼。一般人住的屋子後面都有草地，地面上的粗草被家畜啃得很短。那些屋子看起來好像是加了蓋的市場，因為屋子前面是沒有窗格的大窗戶，經常打開。為了即將舉行的市集，市集組織者準備了不少飼料，像甘蔗葉或棕櫚嫩葉，用草繩一把把捆起來堆放在一起。來趕集的人在一垛垛草料堆之間靠著牛車紮營，那些牛車的車輪周圍綴滿釘子做裝飾。在旅行途中，新編的藤邊和用繩子固定的牛皮頂蓋就是臨時的遮風擋雨設施；當來到市集地點時，則用棕櫚葉或白棉布靠著牛車後面搭起帳篷，在露天之中煮米、黑豆和臘肉，沒穿衣服的小孩在牛群間嬉戲，牛嚼食著甘蔗葉，柔軟的葉桿從牛嘴垂下，好像一道道綠色的水。
幾天以後，所有人都走了，趕集的人全都回到叢林裡面，留下pouso在陽光下打瞌睡。鄉野生活只剩下每個星期天有人騎馬來到多明戈鎮(Villas de Domingo)喧鬧一番—這地方在其他日子並不開放—這個兩條小徑交會的十字路口，只有幾棟小房子和一個喝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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