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13

《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13

第四部　地球及其居民

13 前線地帶

從沿岸地帶往北走，會碰上亞馬孫河流域連綿不斷的森林區邊緣；或者往西走，沿路一樣是一片延伸到巴拉圭沼澤地的矮樹林：同樣的景象在巴西內陸一再重復出現。往內陸深入，村落愈來愈少，村落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有時候是一大片遼闊的空間，被稱為“乾淨的草原”(campo limpo)；有時候是一片長滿矮樹叢的地帶，被稱為“髒草原”(camposujo)；有時候則是被稱為cerrado或catinga的兩種不同的矮樹林。

朝著巴拉那州的方向愈往南走，離熱帶就愈遠，火山形成的底層土及其所在的緯度使地理景觀和生活方式出現很多變化。在這些地方，既可以看見原住民的聚落，在離文明中心不遠的地方，也可以看見最現代化的內陸文明樣式。因此，我到巴西以後所做的頭幾次旅行觀察，便選擇了巴拉那州北部地區。

巴拉那州與聖保羅州以巴拉那河為界，河岸對面是大片溫和潮濕的松柏樹林，只要花二十四小時左右就可抵達那裡，但它們長得非常茂密，使莊園種植者長久以來望之卻步。一直到一九三〇年，這片森林仍然原封不動，只有一小群一小群的印第安人在裡面遷移不定，還有幾名拓荒先鋒—通常是貧困的農民—在裡面清出小塊土地種玉米。

我到巴西的時候，這地區正開始開發，主要是因為政府划出了三百萬畝地給一家英國公司開荒，條件是該公司必須修築公路和一條鐵路。英國人計劃把那片土地分割成小塊，轉賣給東歐和中歐的移民，但保留鐵路所有權，認為運輸農產品能使鐵路維持營運。在一九三五年之前，整個計劃進行得還不錯，鐵路也一步步地深入叢林。一九三〇年初，鐵路只有五十公里長，年底增加到一百二十五公里，一九三二年增加到二百公里，一九三六年已有二百五十公里。每隔十五公里建一個車站，車站旁清理出一片一公里見方的土地，準備發展成城鎮。沿線也出現了居民點，從最早的隆德里納(Londrina)—有三千多名居民—開始，接著是諾瓦丹齊格(Nova Dantzig)—有九十名居民、羅蘭迪亞(Rolandia)—有六十名居民，最後是阿拉蓬加斯(Arapongas)—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只有一座房子和一名居民（他是一名法國中年人，穿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留下的綁腿，戴草帽，想要在荒野裡面發一筆財）。專門研究這片拓荒前線地帶的蒙別格[插圖]告訴我，在一九五〇年，阿拉蓬加斯已有一萬人口。

騎馬或搭乘貨車沿著新築公路往內陸走—這些新路都在拓荒前線地帶的邊緣，像高盧地區的羅馬道路那樣—幾乎看不見任何人煙。這狹長的地帶，一邊是路，另一邊則是順著峽谷流動的河水。墾殖工作都從靠近河邊的低地開始，再沿著山坡慢慢往上爬，不過，象徵文明的公路仍然被森林包圍著。山上較高處的森林在幾個月或幾年之內還不會有什麼變化，然而，在河谷附近，在那些被砍伐下來的樹幹和樹頭之間，在那些紅色或紫色的新辟土壤上，第一波收穫已經出現。冬雨會把樹幹和樹頭都腐爛成肥沃的腐殖土，不過它們馬上會被水衝刷掉，與原本要為森林補充養分的土壤一起被衝下山坡—森林被伐，已經沒有樹根可以抓住這些土壤了。在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後，這片“迦南地”(land of Canaan)很可能會變成一塊乾燥的不毛之地，形成一片荒頹的景觀。

目前，移民們只想到這難得的富饒樂土。波莫瑞人[插圖]或烏克蘭人還沒有時間蓋房子給家人住，他們暫時和牲口一起在河岸旁用木頭搭成的小棚屋裡宿營，對眼前神奇的土壤滿懷熱情。這土地太肥沃了，像野馬一樣，得先馴服它，才能種棉花和玉米，不然的話，棉花和玉米會一直瘋狂地長枝生葉，永遠不開花結果。一個德國農夫帶我們去看他用幾粒種子種出來的那片檸檬園的時候，喜極而泣。使這些北方人感到驚喜的不只是土壤如此肥沃，更可能是親眼見到這些以前只在傳奇故事里讀到的異國果物。這一帶地區位於熱帶與溫帶交界處，幾米上下的高度差別就有明顯的氣溫差異，他們因此可以種所有的東西，老家的植物和美洲的植物都種在一起。能夠耽溺於這種農業娛樂使他們很高興，他們把小麥、甘蔗、亞麻和咖啡等都種在自己的土地上。

這些年輕的城鎮全都是北歐風貌，新移民與老移民住在一起。有日耳曼人、波蘭人、俄羅斯人等等，意大利人比較少—他們大約在一個世紀以前集體移居到了巴拉那州的南部庫里蒂巴(Curitiba)附近。那些房子用木板或只稍微修整過的樹幹來建造，很像中歐和東歐的房子；人們使用四個車輪都有輪輻的敞篷馬車，而不是伊比利亞半島形式的牛車。此地急速成長的前景，也比像牛車這類令人意想不到的遠古遺存物更令人興奮。本來什麼都沒有的空間，一天一天地具備城鎮的架構。像胚胎細胞分裂一樣，這些地方在轉變過程中漸漸形成各種專業化的群體，各有各的功能。隆德里納早已是組織完整的城鎮，有大街、商業中心、手工藝區和住宅區。但是，是什麼樣的神秘力量使原本的無人地帶出現像羅蘭迪亞、阿拉蓬加斯這樣的城鎮呢？某一類住民被迫前往一個地方，另外一類住民被迫前往另一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承擔著特定的功能。在這些任意在森林深處畫出來的長方形空間裡面，街道都成直角交叉，乍看之下一模一樣；它們只是一些幾何線條，沒有自己獨特的性格。然而，還是有主要街道與次要街道的區別。有些街道與鐵路或公路平行，有些則是垂直交叉的；前者和商業動線方向一致，後者則橫過商業道路，且形成阻礙。商家店鋪都選擇前者，因此前者交通繁忙；私人住宅或某些公共建築物則選擇後者，或被迫沿著後者興建。中央與兩旁、平行與垂直，這兩種對比結合起來，產生了四種類型的城鎮生活，塑造著未來居民的個性；鼓勵一些人、讓另一些人受挫，促使成功或導致失敗。更重要的是，城鎮居民有兩類：喜歡群居的人住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帶，不喜歡群居的人注重個人自由。這種差異衍生出新的對比，使第一類對比的情況更加複雜。

最後，我們還得考慮在很多城鎮中都存在的那些神秘因素。那些因素把城鎮往西推，使城鎮的東區陷入貧困或衰敗。那些因素可能只不過是宇宙律動的一種表現：從人類出現以來，這種律動使人類在潛意識中相信，順著太陽行進的方向是好的，逆著太陽行進的方向則是壞的，跟著太陽走表示秩序，逆著太陽走表示混亂。我們早已放棄太陽崇拜，也早已拋棄那種把魔力、顏色與特質等等聯結到羅盤上的不同方位的習慣。但是，無論我們的歐幾里得式心靈如何不認同這些與空間有關的觀念，我們還是沒有辦法避免重大的天文與氣象現象對某些領域產生難以察覺又無法抹殺的影響。我們也無法改變下列事實：對所有人而言，由東往西的方向都代表進展，北半球溫帶地區的居民把北方看作寒冷與黑暗之所在，南方則代表溫暖與光明。這些想法在個人的理性行為上根本看不到痕跡，但是城鎮生活提供了奇特的對照。城市代表著文明最複雜、最精華的面貌，在一片小小的空間里吸引聚集了一大堆人，再加上城市發展出不同階段所歷經的漫長時間，提供了一個使各種潛意識心態得以沈澱的熔爐。那些心態若單獨出現的話就很難察覺，但由於很多人基於相同的理由以相同的方式具體地表現出同樣的心態，因此會形成重要的影響。譬如使城鎮由東往西擴展、貧富沿著東西走向兩極化，這些現象簡直無從理解。除非我們承認，由於城鎮和顯微鏡一樣，具有把微小對象放大的長處（或者說是局限），因而能在集體意識的公告欄上，把我們的那些到處躥動的、微生物群體似的、古老而仍然活生生的迷信顯示出來。

但是，這些真的是迷信嗎？我把那樣的選擇視為一種智慧，野蠻人本能而自然地實踐它，而現代世界拒斥這種智慧，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瘋狂。野蠻人經常不費吹灰之力就使其心靈平靜，如果我們願意接受人類經驗真正的定位，能夠認識到我們無法完全逃脫其模式與規律，那麼我們將可以免除多少負荷、哀傷和無用的憤怒！空間有它自己的價值(value)，猶如聲音和花卉也具有顏色和重量。找尋其間的對應，並不是詩意的遊戲，也不是惡作劇［某批評家評論蘭波[插圖]的十四行詩《元音》(Voyelles)，竟敢說這些關係是詩意的遊戲、是惡作劇。蘭波的這首詩目前已是語言學家的經典素材，他們認為詩的基礎不在於個別音節的調性—那些調性會因人而異—而在於音節與音節之間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的種類相當有限］。這個領域完全沒有人研究過，頗有希望得到意義重大的發現。像審美家一樣，魚把氣味區分成淺與濁，蜜蜂把亮度按重量區分，重的是黑暗，輕的是光亮；那麼，畫家、詩人或音樂家的作品，就像野蠻人的神話與象徵一樣，也應該被看作我們人類真正共同具有的、最基本的也是唯一的知識—如果不是一種更高級的知識的話。科學知識和科學思想只不過是尖銳的刀尖，因為不停地在事實這塊磨刀石上面研磨而更具穿刺力，不過要以喪失事物的本質為代價。科學思想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為它具有深深穿刺進去的力量，只要穿刺得夠深入，就能使整個知識工具隨之前進。

社會學家可以協助我們全面而具體地深入闡釋這些人類行為。社會生活的重要表現和藝術品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它們都是在無意識的層次形成併發展的。社會生活因而是集體的產物，藝術品雖然是個人的產品，但情況還是如此。兩者之間的這項差別是次要的，而且只是表面的，因為社會現象是公眾所創造的，藝術品則是為公眾而創造的；公眾就是社會生活與藝術品的共同衡量標準，同時決定兩者的創造條件。

因此，我們常常把一個城鎮拿來和一首交響曲或一首詩做比較，這種比較並不全然只是比喻，事實上，城鎮和交響曲或詩是同性質的事物。城鎮可能還比藝術品更寶貴，更值得珍惜，因為它就站在自然與人造物的交界點上。城鎮事實上是由一群動物組成的社會，一群動物把他們的生物史局限在其界限之內，同時又因為他們是能思考的動物而產生種種動機和目的去改造城鎮。因此，無論是在發展過程還是形態上，城鎮都同時是生物上的生殖、有機的演化與美學的創造。城鎮既是自然裡面的客體，同時也是文化的主體；既是個體，也是群體；是真實，同時是夢幻；是人類最高的成就。

在巴西南部的這些違反自然的人造城鎮，以背後那股潛在的頑固決心做出規劃，使街道產生特別的功能，不同的城區擁有各自的風格；而所有這一切能存在，既代表原來創建它們的想法之延續，同時又和原來的想法矛盾，這就使那股決心顯得更值得注意。隆德里納、諾瓦丹齊格、羅蘭迪亞與阿拉蓬加斯，這些城鎮的出現，都是一群工程師與金融家共同決定的結果，而這些城鎮都已逐漸靜靜地進入本就應如此發展的多樣化狀態，就像庫里蒂巴在一個世紀以前變成的那樣，或是目前戈亞尼亞(Goiânia)可能演變成的那樣。

庫里蒂巴是巴拉那州的首府，在政府決定創建它以後才出現在地圖上。城市所在地是向一位大地主買來的，政府再將它劃分區塊，廉價出售，以吸引人流進入。政府稍後也使用同樣的方法創造了米納斯吉拉斯州的首府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至於戈亞尼亞，政府下的賭注更大，因為政府最初是想將它建成巴西聯邦共和國的首都。

從巴西南部沿岸到亞馬孫河之間直線距離三分之一左右的路途中，有一大片高原，過去兩百年來完全被人遺忘。在貨運商隊與汽船的時代，有可能在幾個星期之內穿過這片高原，由礦區抵達北方。在抵達阿拉瓜亞河以後，旅行者可以搭船沿河而下直抵貝倫(Belém)。這種老式省城的生活方式，只在戈亞斯還可看到。戈亞斯是戈亞斯州的首府，離海岸一千公里，幾乎與海岸地帶完全隔絕。從長滿棕櫚的不規則翠綠山脊上俯視，矮房子之間的街道穿行於花園和廣場的邊緣，教堂窗戶裝飾得十分華麗，前面有馬在吃草。那些教堂建築既像穀倉又像鐘樓，有柱廊和粉刷過的牆壁與山牆—總是用顏色像蛋殼的白漆一再粉刷，還在邊緣塗上淡黃、褐色、藍色或粉紅色的漆作為裝飾，使人想起伊比利亞半島田園風光的巴洛克風韻。一條河在多青苔的河岸之間流過，一部分河岸被藤類、香蕉樹與生長於被棄置的房子之間的棕櫚樹壓垮。不過，這些茂盛的植物似乎並不是想把那些房子變得更像廢墟，而是要為那些房子頹破的前牆增加一點沈默的尊嚴。

我不知道應該感到高興還是遺憾，行政當局後來決定放棄戈亞斯—放棄這裡的農民，放棄這裡用卵石鋪成的街道，放棄它老式的魅力。戈亞斯太小，太古老。在當時的新構想里要建立的龐大計劃，必須找一塊全新的處女地才行。往東一百公里的一片台地，上面只長著些粗草和多刺的矮樹—就像被一場傳染病襲擊過，這場襲擊把其中的動物全部毀滅，並使植物無法長大。這片台地正好合適。沒有鐵路、道路能通往那裡，只有幾條牛車才能走的小徑。在那個地區的地圖上畫一個象徵性的正方形，每邊一百公里長—這就是未來的聯邦區所在，聯邦首都要建在正中央。由於台地的表面平整，建築師無須費心就可以把整塊地當作描圖板來使用，在地面上標示出城鎮規劃；畫出界線，在裡面各個不同的地區規劃出住宅區、行政區、商業區、工業區，甚至有個娛樂區。娛樂區對一個拓荒前線城市來說很重要。有一段時間，即一九二五年左右，在用類似方式建立的馬瑞里亞，新建的六百棟房子裡面，將近一百棟住的是妓女，其中大部分是年輕法國女人[插圖]，她們和法國修女是十九世紀的法國海外事業中最活躍的角色。法國外交部[插圖]很清楚這一點，因為它還在一九三九年把其秘密資金中相當可觀的一部分用於傳播所謂不規矩的雜誌。巴西最南部的一個州是南里奧格蘭德州(Rio Grande do Sul)。

如果我說南里奧格蘭德州聯邦大學的創建，和那所大學偏愛法國教授，這些事實都與一個獨裁者年輕時曾在巴黎認識的一名妓女有關，我想我的一些同事大約不至於反對。那名年輕妓女，使這個未來的獨裁者對法國文學與法國的自由產生了興趣。

各種報紙每天都報道一大堆關於戈亞尼亞市創建的消息。城市的細部規劃都刊了出來，好像那城市已有百年歷史似的，在規劃圖的旁邊還列舉了城市居民將會享受到的種種好處，如公路、鐵路、供水系統、下水道、電影院等。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剛開始的時候，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當中有一段時期，想買地的人只要支付法律手續費用，就可免費取得土地。民事律師和投機者是最早的一批居民。

我在一九三七年去過戈亞尼亞。這是一片無邊無際的荒原，既像無人之地也像戰場。在密密麻麻的電線桿和測量樁中間，有一百棟左右的新建築，零散分布在各個方向。最大的一棟是旅館，它是一個水泥方塊，由於四週一片平坦，它看起來既像機場塔台，又像小堡壘。這家旅館使人很想把它形容為一座“文明的堡壘”—但不是比喻式的形容，而是字面意義的形容，就其所處的環境而言，這樣的形容充滿反諷的意味。以這種形式將沙漠佔為己有，實在是最野蠻、最無人性的行為。這些粗糙、怪異、不可愛的建築物和戈亞斯州完全不兼容。無論是歷史，還是時間的流逝，抑或是習俗，都既無法填滿其空虛，也無法軟化其僵硬。戈亞尼亞像車站或醫院一樣，只是個過路站，而非久居之地。只有懼怕某種大災難即將臨頭，才會讓人有理由住進這類水泥塊房子裡面。某種大災難事實上已發生了，而我們四周的一片沈寂、毫無行動，正是災難後不祥的餘波。卡德摩斯，文明的傳播者，種下了巨龍的牙齒，在這一片被怪獸的吐息燒焦了的土地上面，期望看到人類躥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