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15
憂鬱的熱帶 15
第四部 地球及其居民
15 人群
不論我們思考的是舊世界木乃伊化了的城市，還是新世界仍在胚胎中的城市，我們都經常把最高的價值—--不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和城市生活聯想在一起。但印度的大城鎮只不過是貧民窟。在印度，那些我們深以為恥的東西，被我們視為一種癲癇症的東西，是城市現象，只不過這現象化約為最基本的表現方式罷了：一大堆人聚在一起，他們存在僅僅為了成百萬成百萬地擠在一起，不管生活條件如何。髒臭、混亂、人擠人、人壓人；殘壁、矮屋、泥濘、灰塵；牛糞、膿汁、排泄物和潰爛……我們期望城市生活為我們提供有組織地防備的這一切東西、我們不惜代價去怨恨去拒斥的這一切事情、共同居住的這一切副產品，在印度都絲毫無礙於他們這樣群聚。這些事情似乎變成了一種自然環境，印度城鎮就是需要這種環境才能繁盛。對每一個人而言，任何一條街道、人行道或窄巷都可以是家，他在那裡生活起居，甚至直接從濃稠的穢臭里撿食物。這些穢臭非但沒有令他厭怨，反而具有一種家中之物的地位，因為它們由這麼多人流滲、排泄出來，又被許多人踐踏過、摸過。
我在加爾各答住的旅館，陷在牛群重圍里，還有禿鷹停在窗欄上。每次走出旅館，我都會馬上變成一幕芭蕾舞劇的主角，如果不是那情形過分淒慘的話，我一定會覺得好玩。各種修為到家的演員輪番上場：擦鞋的撲倒在我腳下；一個小男孩奔向我；一個跛子拉開衣服展示他的殘肢，好讓人看個清楚，嘴裡呻吟著“一個安那，爸爸，一個安那！”；一個皮條客說“英國妞兒，很棒的……”；一個賣木簫的人向我推銷。還有一個新市場的搬貨員乞求我什麼都買，不是因此他可以抽成，而是他跟著我跑，可以賺幾個安那糊口。他把貨物一一列舉出來的時候，一臉貪婪，好像都是他自己要的禮物似的：“皮箱？襯衫？水管？”
然後是一大群小角色：替人力車、馬車、出租車拉生意的人。各種交通工具多得不得了，每隔一兩米就有一輛，在路上排隊等待。問題是車夫怎麼知道誰要坐？我也許非常尊貴，不屑搭理他們呢……那一大堆商人、店主和街頭叫賣的小販就甭提了，有人走過來，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帶來了一次天堂的許諾，因為那個人說不定就會向他們買個什麼東西。
任何人如果覺得好笑或厭煩，就應該想想，這兩種反應都接近褻瀆。批評這些奇形怪狀的手勢和扭曲變形的舉動，都毫無意義，取笑更是犯罪；它們是什麼，就應該被看成什麼—那是生死掙扎的臨床症狀。只有一個原因促成了這種充滿絕望的行為，那就是飢餓這個無時或忘的牽掛；這個牽掛，迫使鄉村住民湧入城市，使加爾各答的人口數在五年之內由兩百萬增加到五百萬。難民擠進車站，雖然他們坐不起火車。你在夜間經過，可以看到月台上睡滿了人，裹著白棉布，那白棉布今天是衣物，明天就是裹屍單。乞丐隔著一等車廂的鐵窗格與你四目相對時眼神淒涼的原因也是飢餓。那些鐵窗格，就像那些蹲在踏板上的武裝士兵一樣，是為幫你防備一個人的無言祈求而設的。如果你任由同情勝過謹慎，而給那些無望的人一些施捨的希望，那些人很容易一下子就變成一群號叫的暴民。
一個在熱帶美洲居住的歐洲人，會為某些事情所困惑。他觀察到人與其地理環境之間有一些新的和奇怪的關係，人類生活的各方面不斷給他提供思考的素材。不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無任何新奇形式，看得出來和他向來習慣了的形式是一樣的。在南亞，情況則相反，現實似乎不是遠遠不夠，就是遠遠超過人對世界與對人所應有的要求。
日常生活似乎是對人類關係概念的不斷否定。這裡的人什麼都可以給你，一切都說包君滿意。他們自稱百技精通，其實一竅不通。結果是，你發現你沒有辦法相信別人具有由誠意、能夠履行協議和自律的能力構成的人性品質。人力車夫說可以帶你去任何地方，其實他可能比你更不曉得路線。在這種情形下，很難不發脾氣。而無論你心裡有多少道德上的不安—想到搭人力車，為由人來拉著你走而歉疚—都很難不把他們看得低人一等，因為他們以如此不可理喻的行為，使你不得不這樣看待他們。
到處都是乞丐，這更令人不安。你不敢坦然與人對視，來求得和另外一個人建立接觸的小小滿足，因為只要你讓眼神稍微停頓一下，就會被解釋為弱點，他們便可因此向你乞求施捨。乞丐叫喊“主人！”(sa-HI-b)的聲調，像極了我們在責罵小孩子時所說的“得啦！夠啦！”(vo-YON-s!)，都是讓音量漸增，而把最後一個音節的聲調降低。乞丐就好像是在說：“明明白白，你逃不掉的，我是在向你乞討，憑這事實，我就認定你了。你到底在想什麼？怎麼不拿個辦法出來呢？”他們完全接受現狀，連請求都免了。剩下來的只是對一種客觀事實的認定，認定他與我之間有一種自然關係，在這關係里，就像物理世界的因果效應一樣，施捨要以同等的必要在他與我的關係之中流動。
這裡所發生的情形沒什麼兩樣，你非常希望承認對方具有某些人性質量，但他的態度迫使你否認，這就使人與人之間建立起關係的那些最基本的條件，全被扭曲；社會遊戲的規則被動了手腳，使人不知從何著手。把這些不幸的受苦者視為與自己平等，他們會抗議這樣做是不義的；他們不願被視為與你平等；他們乞討，他們求你傲慢地將他們踩在腳下，因為只有擴大你與他們之間的差距，他們才能期望乞得小小的捐助(bribery)。差距越大，所期能乞得的就越多；他們把我抬得越高，期望就越高—就期望自己能乞得相當可觀的好處。他們並不要求任何生活的權利；生存這個事實本身，他們並不認為值得施捨，只有他們向有權勢者卑屈頌贊才值得得到施捨。
因此，他們從來就沒想到要把自己視為與你平等的人。但是，這樣不斷地施加壓力，即使施壓的是人，你也還是無法忍受—無法忍受他們用盡一切巧計來騙你，來佔你上風，用罪惡感、謊言和偷竊，來從你這裡得到一點東西。然而，一個人怎麼硬得起心腸來？因為所有這些行為方式全都是形式不一的祈求動作—這一點是無法排除的，更因為他們對待你的基本態度就是一種祈求，而且令人無法忍受，所以即使你被硬搶一頓—即使情況如此全面絕對地無可忍受，結果也是，雖然對頭腦如此混亂不清覺得可恥，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把這些難民（從我的豪華旅館的窗戶可以聽見他們整天在大門口不停地哭泣號叫，但他們只是哭泣號叫，而不是設法把我們趕出這些可以住好幾個家庭的房間）和那些在卡拉奇的樹枝上呱叫不休的黑身灰首烏鴉聯想在一起。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墮落到這種地步，歐洲人的心靈一下子是無法理解的。我們把階級差異看作鬥爭或緊張，好像本來的或理想的情況是使這些矛盾衝突得到解決，不復存在。但是，“緊張”一詞在這裡全無意義。沒有一件事情是緊張的，因為所有曾處於緊張狀態的東西，很久以前就都掙斷了。從一開始，斷裂就存在，好時光並不存在。有時候人們會提起“好時光”，想發現點痕跡，或是懷舊地回過頭去看，但好時光並不存在，斷裂從一開始就在那裡，這就使你只剩下一個信念：你在街上所見的這些人絕不可能被拯救。即使你散盡所有，也沒有把握能使他們的命運改善一點點。
即使我們想用緊張這個觀念來思考，所得到的結論也一點都不會更樂觀。用這種方式思考，我們便不得不承認，一切事情都處於如此緊張的狀態，不可能出現任何均衡。整個體系的情況已完全無法輓回，除非一舉摧毀。從一開始，我們就發現自己跟這些祈求者互不平衡，我們不得不拒斥這些祈求者。我們拒斥他們，並不是因為我們鄙視他們，而是因為他們用崇拜敗壞我們，他們想要我們變得更堂皇、更有力，因為他們瘋狂地相信，只有把我們抬高百倍，他們的處境才能有些微改善。這一點相當能說明所謂亞洲式的殘酷的根源。那些殉葬、處決、酷刑，還有那些以造成無法治療的傷口為目的的外科手術用具，這一切可能都是一心想要凸顯那些鄙賤的關係的心靈發明出來的，卑下的人通過自我作踐來抬舉上位者，反之亦然。極端豪奢與極端貧困之間的鴻溝把人性層面毀壞無存。其結果是產生一種社會：那些什麼都得不到的人，借著期望一切東西而苟活（《天方夜譚》中的精靈所代表的典型東方白日夢），而那些佔有一切東西的人什麼也不給。
情形既如上述，使我們傾向於將某些人際關係視為—往往是錯看成—西方文明所特有的人際關係，於是，我們覺得與這些“西方式關係”差異極大的人際關係，有時候是“非人類的”，有時候是“低於人類的”，好像小孩子的行為一樣，也就沒有什麼奇怪了。至少在某些方面，這些人對我們表現出雖然其實是悲劇但相當童真稚氣的模樣。首先，他們望著你、對著你笑的時候有一種吸引人的神情。其次，他們到處坐臥，採取任何姿勢，對地點和場合是否合適漠不關心，不由得你不注意；他們喜歡小玩意兒和廉價飾物；他們的行為天真而放縱（男人手拉手到處走，蹲下來當眾小便，含著陶煙管，把甜甜的煙吸進去）；他們相信證言與證書的神奇力量；他們深信任何事都有可能，於是司機（或者你雇用的任何人）會提出獅子大開口的要求，但只要得到所求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馬上就滿意了。有一次，東孟加拉的總督到吉大港山區慰問那些深為疾病、營養不良和貧窮所苦，還受到惡毒迫害的土著，也請通譯問他們：“你們有什麼苦處嗎？”在想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以後，他們回答：“天氣太冷……”
到印度去的每個歐洲人，不管他喜不喜歡，都會被一小群叫作“搬運工”的男跟班包圍。他們那麼急切地要為你服務，這能不能用種姓制度來解釋？這是由社會不平等的傳統，還是由殖民者長期以來要求服務造成的？我說不上來。反正，他們的諂媚奉承很快就創造出令人無法忍受的氣氛。必要的話，他們會躺在地上讓你跨過，他們建議你一天洗十次澡—你擤鼻涕、吃水果、弄髒手指，都要洗澡。每一次，他們都在場，乞求你發號施令。他們這種焦急的屈服裡面含有一些性的成分。如果你的行為不如他們所望，如果你不在一切情況下都像他們以前的英國主人那樣行事，他們的世界就塌了：什麼？不吃布丁？晚飯後才洗澡，而不是先洗澡再吃？一定是世界末日到了—他們的臉上寫滿失望。於是，我不得不即刻改變我原來的想法，放棄我平常的習慣，放掉難得的機會。我不得不吃一個硬得像石頭的梨，吞下膠狀的乳糕，因為如果我要求自己真正想吃的那片菠蘿，會害別人心靈崩潰。
我在吉大港的“電線房子”(Circuit House)[插圖]里待了幾天。那是一座木造宮殿，外形像瑞士別墅。我的房間長九米、寬五米、高六米。房間里有不下十二個開關，天花板的燈、壁燈、反射燈、浴室、更衣室、鏡子、電扇等等，都各有一個。某些印度大人物(maharajah)把這一大堆電器設備裝設起來，供日常私人照明之用。
有一次，我讓車子在市區南端一家看起來還可以的店鋪門口停下來—那輛車連司機都是由地方長官[插圖]提供的—店鋪的招牌上寫著“皇家理髮” “高級剪發”等等。在我準備進去時，司機一臉驚惶地看著我：你怎麼可以到裡面去坐？主人如果和與僕人同一種族的人並坐，就會喪失階級地位，連帶使僕人喪失地位，這對僕人在自己人心目中的地位的傷害太嚴重了。我洩了氣，只好任其安排一場為較高階級的人理髮的儀式。結果是我坐在車內等了一個鐘頭，等到理髮師給其他客人剪完，把他的工具包起來，然後跟我們一道搭我的雪佛蘭回“電線房子”。我一走進這間有超過十二個開關的房子，跟班馬上就開始放洗澡水，以便剪完頭髮以後，我可以立刻洗淨那雙勞動者的手摸過我的頭髮所造成的污染。
這種態度在印度根深蒂固。這個國家的文化傳統鼓勵每一個人在與他人相處的時候，舉止要像帝王一樣—只要他有辦法找到或“發明”出一個比他地位更低的人。跟班要我對待他的態度，就像他對待一個屬於“賤民階級”(scheduled castes)的普通勞動者的態度一樣。賤民階級也就是最低的層級，英國行政機構把賤民階級視為應受到特殊保護的群體，因為傳統習俗幾乎不認為他們有做人的權利。而的確，人們會思考賤民到底算不算人。那些掃地者和倒夜壺者，他們的這兩項責任使他們整天蹲著，有時候用雙手，有時候用小刷子，收拾臥室前台階上的灰塵。有時候他們會猛敲房子後面廁所門的底部，要裡面的人趕快用完所謂“便桶”的龐然大物—似乎是在身體折曲成兩段，蟹行穿過院子拖走主人的“貨物”這樣的行為裡面，他們發現了一種肯定自身特權、取得某種地位的手段。
僅僅靠獨立和時間並不足以掃除這種奴性。有一天晚上在加爾各答，我得到此感觸。我在星星戲院看完一場以神話為主題的孟加拉國戲，名叫《烏爾波西》。那時我才剛抵達加爾各答，在戲院所在的郊區有點不辨方向，僅有的一輛沿街攬客的出租車先被一個當地中產階級家庭叫住，但司機不肯載他們，相當激烈地吵了一番，一再出現“主人”這個字眼。司機似乎在強調說，那個家庭和一個白人搶叫出租車，有失禮數。在大大表示不滿以後，那家人摸黑走路回家，出租車載我回住處。也許司機盤算著一筆比較可觀的小費，但以我懂的一點點孟加拉國語去瞭解，整個爭吵的主題完全與此無關：他爭的是，必須尊重傳統秩序。
那天晚上我本來幻想已經克服某些隔閡，因此，經過出租車這件事，我更覺得難過。演戲的地方是一個寬敞而破舊的大廳，既像穀倉，又像戲院，我是唯一的外國人，但和當地的觀眾完全混雜在一起。他們是很有尊嚴的當地商店店主、商人、薪水階級和公務員，其中很多都由太太陪伴，太太們矜謹的模樣似乎說明她們並不常出門。他們對我全然漠不關心。經過白天一整天以後，這倒令我相當舒服；不管他們的態度是如何不在乎，或者正因為他們不在乎，這樣的態度在我們之間建立起一種並無突兀的兄弟情誼。
那場戲本身，我只瞭解少許片段，是百老匯大場面、音樂喜劇和奧芬巴赫(Offenbach)的混合。有一些喜劇橋段，一些女僕人的戲份，還有溫馨的愛情場面。故事內容是說一個失戀的男子跑去喜馬拉雅山裡當隱士，一位目露凶光的神拿著三叉戟，使他免為一名大鬍子將軍所害；最後是一隊歌女，既像駐軍城鎮的妓女，又像寶貴的西藏偶人。在中場休息時，茶和檸檬水盛在可以隨手丟棄的黏土杯子里給人喝—和四千年前哈拉帕的習慣一樣，那些碎片現在仍隨地可見—同時揚聲器播放著喜樂俗氣的音樂，有點像是中國曲調和一種快速鬥牛舞(paso dobles)的混合。
那個演男主角的身體柔軟的舞師(jeune premier)衣服穿得很少，把他的鬈發、雙下巴和多肉的身材暴露無遺。看著他扭動身體，我想到幾天前在本地報紙副刊上讀到的一句話。我照引原文，以顯出其英國—印度韻味：……and the young girls who sigh as they gaze into the vast blueness of the sky，of what are they thinking? Of fat，prosperous suitors……（……這些年輕的少女凝視著藍天在嘆息，她們心裡在想什麼？肥胖多金的追求者……）追求者要肥胖，這令我吃驚。不過，看到台上那個自得的主角故意抖動肥胖的肚皮，想到走出劇院就會看到的餓得半死的乞丐，在一個和飢餓這麼接近、這麼熟悉的社會里，我明白了吃得飽滿肥胖所具有的詩意價值。附帶提一下，英國人對此特別有深刻體悟：要讓土著覺得他們是超人，最有效的辦法，是讓土著相信他們需要比普通人更多的食物。
我曾經和一個當地土王(rajah)的弟弟—一個公務員—到沿緬甸邊境的吉大港山區旅行。他那麼用心地要僕人讓我猛吃東西，讓我大吃一驚。大清早，我吃palancha，也就是在床上用茶點（這裡的“床”，只是我們過夜的土著小屋裡面用竹子編的潮濕地板）；過兩個鐘頭，吃一份豐富的早餐；然後是中餐；五點，再吃豐盛的茶點；最後是晚餐。我吃這麼多頓飯，而那些村裡人一天只吃兩餐—米飯加南瓜。即使是最有錢的家庭，也只是再加一點發酵過的魚醬調味。我很快就受不了了，身體上受不了，道德上也受不了。我的旅伴是個貴族佛教徒，在英印學院中長大，極以他那遠溯四十六代的家譜為豪（他把他那間相當簡單的房子稱為“王宮”，因為他在學校里學過，王子住的房子叫“王宮”）。他無法相信我要對飲食有所節制，有點大吃一驚：“難道你不一天吃五頓？”不，我並不一天吃五頓，當舉目四望都是瀕臨餓死的人時，我尤其不一天吃五頓。他接著問了一大堆問題，因為他以前從未接觸過除英國人以外的白人。法國人吃什麼？法國人一餐里有些什麼？兩餐隔多長時間？我盡力回答，好像一個誠實的土著回答一個人類學家的問題。一字一句，我都能猜想到他心裡面的掙扎。他對世界的整個觀念都在改變：一個白人原來也可以只是人。
然而，在印度，要創造一個人類社區，所需要的非常之少。一個手工藝者在路邊把工具和幾片鐵皮攤放在面前，獨坐竟日。他專注地做一些很卑微的工作，為自己和一家人謀食。食物是什麼樣的呢？在露天廚房裡，把碎肉壓在竹棍上面，放在炭燼上烤；乳狀物滴進圓錐形的鍋子里；將檳榔用葉子卷繞起來；金黃色的穀粒在熱沙中烤。一個孩子用鉢盛著一些鷹嘴豆，有個人買了一大匙，蹲下來就吃，對過往行人完全視若無睹，像他稍後以同一姿勢小便一樣。在用木板釘成的路邊小茶屋裡，無事可做的人花幾個小時喝奶茶。
要活著，所需也非常少—一點空間、一點食物、一點歡樂、幾樣用品或工具—這是微小的生活。但是，這裡似乎又不缺乏靈魂；在街上的忙亂中，在人們眼神的專注深沈之中，在討論瑣事的熱烈里，在路過的陌生人所得到的那種有禮貌的微笑里，還有在“額手問安”（salaam，右手掌貼前額，低頭）—在伊斯蘭教地區—里，都有靈魂。這些人如此安然地切合宇宙，只有靈魂的質量可以解釋。的確，這個文明，這個一張祈禱用的跪毯就代表一整個世界的文明，地上畫個方塊就是膜拜之地。他們生活在街上，各自展示的貨品就是各自的宇宙，人人滿足地專注於自己的手藝，而周圍是蒼蠅、路人，以及由理髮者、抄寫者、美容師與手工藝者組成的熙熙攘攘的人群。為了生存下去，每個人都必須和超自然保持一種既非常強烈又非常切身的關係。這可能是此地的各種宗教的一個奧秘：每個信徒都時時刻刻覺得舉頭三尺有神明。
我記得在克利夫頓海灘(Clifton Beach)的一次散步。海灘在離卡拉奇不遠的印度洋邊。走過兩英里沙丘和沼澤之後，是一片長長的黑沙灘。那天海灘上幾乎沒有人，不過，在祭典的日子里，人群坐著駱駝拉的車湧來，駱駝打扮得比主人更俗艷。海色綠白，太陽正西沈；一切亮光似乎從沙中、海中升起，天空像背著光。一個老人，包著頭巾，向鄰近正在烤肉串的餐廳借來兩把鐵椅子，搭起一間屬於他自己的小清真寺。沙灘上只有他一個人，他在禱告。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