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16
憂鬱的熱帶 16
第四部 地球及其居民
16 市場
並非蓄意為之，我思索的焦點很自然地就從巴西中部轉移到南亞，從最近發現的土地轉移到最早出現文明的土地，從人口最稀少的地方轉移到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如果孟加拉國的人口密度確實是馬托格羅索或戈亞斯的三千倍的話。重讀我前面所寫的內容，我發現其間的差異還要更深。在美洲，我最先注意到的是觀察自然景觀和城鎮景觀，而這兩種事物都是由其形狀、顏色和特殊構造所界定的，使它們像是獨立於佔用著它們的生命體之外的存在。在印度，自然景觀和城鎮景觀這些相對宏觀的事物已經消失，已經被歷史毀滅，淪落為物質的或人類的塵埃，這塵埃已成為唯一真正存在的東西。在美洲，我所看到的首先是物質的世界；而在印度，我只看到人類。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秩序，經過幾個世紀的耗用毀損，正在崩壞之中，被各式各樣的私人人際關係取代，人類的密度無所不在地插進觀察者與解體中的觀察對象之間。在這種前提下，“次大陸”(sub-continent)一詞—印度也常以此自稱—就有了一層新的意義，不再單純地指稱亞洲大陸的一部分。次大陸似乎是指一個沒有資格被稱為大陸的世界，因為，其循環達到極限以後的解體，已經毀壞了那個在過去曾把幾億個人類成員組織起來的架構；他們現在都在歷史所創造出來的空無中遊蕩，被那些最基本的恐懼、受苦、飢餓等動機逼迫，往所有的方向流散。
熱帶美洲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地廣人稀。但即使是在他們群居形成的較稠密社區，每個個人也都還是被放進他們新形成的組織和那些“強制劃界”的模式裡面。不論內陸的生活水平如何低，即使是在生活條件不佳的城鎮裡，人類也很少會淪落到會痛苦號叫的地步。在這塊土地上，不需要多少東西即可生活。人類開始掠奪這塊土地只不過是四百五十年前的事，而且只掠奪了某些特殊地區。但是，在印度，生活的基本條件已不復存在，印度早在五千年甚至一萬年前就已是一個農業與製造業國家。森林已不見蹤影，沒有木材，動物堆肥被用來充當煮食的燃料，而不能肥沃土地；可耕地受到雨水侵蝕，土壤流失到海裡；飢餓狀態的牲牛，繁殖速度比人類還緩慢，全靠不可吃牛肉的禁忌才得以延續種群。
空曠無人的熱帶與人口過剩的熱帶之間的基本差異，只要比較兩者的市集和市場，就可以最鮮活地表現出來。在巴西、玻利維亞或巴拉圭這些地方，社會行事歷上的重要日子強調生產仍然是個人活動；每一個小攤子都反映出其經營者的特性。像在非洲一樣，女性攤販在市場上售賣她家庭式生產活動的少許剩餘：幾顆蛋、一把青椒、一把蔬菜或一束花；兩三串用野果種子串成的項鍊，包括紅色帶黑斑的“山羊眼”(goat’s eyes)或灰色閃亮的“聖母淚”(our lady’s tears)，這些都是利用閒暇時間收集串起來的；一個自制籃子或一件陶器，或者是在非常複雜的交換循環過程中不斷轉手的幾件古老闢邪物。這些小件貨物，每件都是藝術品，既表現了各種不同的品味和活動，也表現了各種品味和活動所特有的均衡感，這兩點是人們仍然享有的自由的最有力證據。如果過往的人聽到有人高聲招呼他，那麼那叫喊聲既不是要用一具殘廢的軀殼或骨瘦如柴的人體那樣的奇景來使他吃驚、使他不知所措，也不是要求他救他一命，高聲招呼只是為了請他“買一隻蝴蝶”(tomar a borboleta)，或者買一些被稱為Jogo do Bicho的彩票。這種彩票以動物圖案代表數字，因此又被稱為“動物遊戲”(the animal game)。
在親身拜訪以前，我們就已聽說過有關東方市場的一切，不過有兩件事倒是我們不熟悉的—人的密集程度與髒亂。對此兩者沒有任何辦法憑空想象，只有親身經歷才能明白。親身經歷所帶來的衝擊馬上使人瞭解到真實的一個基本層面。在那樣一個蒼蠅黑壓壓、人群擠來擠去的氣氛中，我們看見一個自然的人類情境，一種慢慢分泌出我們稱之為文明的東西的情境，從迦勒底文明[插圖]的烏爾城[插圖]，直到腓力四世的巴黎，中途經過帝國時代的羅馬。
我到過各式各樣的市場。加爾各答的新市場和舊市場；卡拉奇的孟買市場(Bombay Bazaar)；德里的市場；阿格拉(Agra)的沙巴爾(Sabar)和庫那利(Kunari)市場；達卡的一系列市場，一家一家的人擠住在攤位與手藝者工作的店鋪之間的坑坑洞洞裡面；吉大港的里阿祖定市場(Riazuddin Bazaar)和卡屯甘傑(Khatunganj)市場；拉合爾城門前的那些市場—阿那卡里(Anarkali Bazaar)、德里、沙爾(Shah)、阿爾密(Almi)和阿克巴里(Akbari)、白沙瓦(Peshawar)的沙達(Sadr)、達伯加里(Dabgari)、錫爾奇(Sirki)、巴久里(Bajori)、甘傑(Ganj)和卡蘭(Kalan)市場。阿富汗邊境開伯爾山口(Khyber Pass)的鄉村市集、緬甸邊境的蘭加馬蒂(Rangamati)市集，在這些地方我看過水果市場和蔬菜市場，成堆的茄子、紅蔥頭、裂開的番石榴等，混成一種強烈的番石榴味；鮮花市場里的賣花者把玫瑰、菊花用金銀箔絲、天使發絲扎在一起；在乾果商人的展示鋪，褐色、茶色的小丘以銀色紙張為背景；堆積成山的青椒，散髮出乾杏與熏香草的強烈氣味，足以使人的嗅覺翻騰不已。我看過烤肉者、煮乳餅者與制薄餅者（有nan和chapati兩種薄餅）、賣茶者、賣檸檬水者、棗子中盤商等，把他們的貨品堆成黏黏的、由漿果和卵石狀的果實組成的小山丘，看起來像是恐龍的排泄物；制糕餅者—常有被誤以為是賣蒼蠅者的危險—把他們的工具直接放在糕餅上；補鍋匠的鐵錘聲百米之外清晰可聞；編籃者和編繩者使用黃色、綠色的草；制帽者把像薩珊王朝國王(Sassanid Kings)所戴的帽子的編了金屬線的圓錐形卡拉帽(kallas)與頭巾布穿插陳列；織品店掛著長長的剛染成藍色、綠色的布料，還有博卡拉式樣(Bokhara style)的鬱金香色、粉紅色人造絲圍巾；還有櫥櫃製造者、雕木者和床鋪上漆者；磨刀者扯著皮帶轉動砂輪；廢鐵市集和其他區域分開，經營者一板一眼毫無笑意；賣煙草者有時有成堆的金色葉子，有時有整堆赤褐色的中東煙草(tombak)，還有成把成把的陶制煙管(chillum)；賣木屐者把數以百計的木屐堆得像酒店的酒瓶那樣；賣手鐲者、賣鈴鐺者把貨品散放在地上，它們像剛剛剖腹取出的紫色、藍色玻璃腸子一樣；制陶者把上過漆的橢圓形陶土水瓶排成幾排，有的是用含雲母石的泥土捏成的罐子，有的是褐色的土器—被塗成棕色、白色或紅色，帶著蟲形的裝飾記號，陶碗串在一起，像念珠一樣；賣麵粉者整天都在篩麵粉；金銀首飾製造者在稱小片小片的金銀，其店面卻還沒有鄰近的錫店那樣光鮮；印花布者以敏捷、一致的動作在白棉布上印下精緻的花紋圖案；鐵匠在露天下工作。所有這一切，形成一個熙熙攘攘、井然有序的世界，在這世界的頂端，小孩子的風車形成一片五彩繽紛的森林，風車都放在小棍棒上面，其葉片飛翔顫動一如在風中搖曳的樹葉。
即使是鄉村地區也會出現同樣可觀的景象。有一次我搭機動船在孟加拉國的河流上旅行，船停靠在布里甘加河(Buliganga)中央的一座小島上，河的兩岸種著香蕉和棕櫚樹，樹蔭底下有著白瓦屋頂的清真寺好像浮在水面上一樣。上千艘小船和舢板停靠在附近，表示此地正在舉行“哈特”(hat)，即鄉村市集。雖然看不見任何永久性的建築，但是一個真真實實的城鎮已經存在—儘管只會存在一天。一大群人在泥土地上擺設攤位，每一類貨品、生意都各有其界線分明的地區：稻米、牲畜、竹竿、木板、陶器、織物、水果、檳榔、漁網等。小島四周的水道交通繁忙，好像液態街道一樣。剛買來的乳牛，一頭頭站上所屬的船隻被運走，過程簡潔，牛站在船上面無表情，河兩岸的風景看著載牛船馳駛而去。
這一帶的鄉下十分輕鬆安詳。一整片綠油油的植物，摻雜著一些水仙的藍，舢板滑行在沼澤和河流中，一切都令人舒適欲眠，使人覺得很想就這樣任由自己自在地腐爛，就像那些古老的紅磚牆—那些被大榕樹擠得變了形的紅磚牆—那樣。
但是，在這一片祥和裡面，也有些令人不安之處。這景觀並不是平常的景觀—水太多了。在每年固定的洪水泛濫之時，蔬菜減產、漁獲減少，造成脫出常軌的生活狀況。水位高的時候也就是飢荒季，連牲畜也被餓得皮包骨頭，因為平時提供養分的海綿一樣的風信子草被洪水毀掉了。這一帶的居民是一群奇怪的人，他們生活在水中的時間似乎比在岸上更久，他們的孩子幾乎一會走路就懂得如何駕他們的小船玩。在洪水泛濫的季節，由於燃料短缺，乾黃麻渣居然在這個地方被賣到每兩百桿兩百五十法郎，而一般人一個月不過收入三千法郎（單位均是舊法郎）。
然而，只有進入他們的村落才能瞭解這些人的悲慘情況。他們的習俗、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很接近最原始的社群，然而他們同時也能舉辦和現代百貨公司同等複雜的市集。不到一百年前，他們的白骨散布於鄉村各處。他們本來大都以紡織為業，殖民政府當局為了將市場保留開放給從曼徹斯特來的棉紡織品，嚴禁他們繼續從事祖傳的紡織業，使他們陷入飢餓、死亡。現在，每一寸的可耕地—即使是那些有半年時間浸在洪水中的土地—都種著黃麻，這些黃麻經初步加工以後便被運去納拉揚甘傑和加爾各答的工廠，甚至直接被運去歐洲、美國；結果是，這些不識字的、衣不蔽體的農民，其每日生活所需仍然依賴世界市場，雖然依賴方式有些不同，但市場的不穩定性並無兩樣。他們雖然可以，而且實際也在捕魚，但作為主食的稻米卻全得靠進口；為了補充他們從農作所得的少許收入—只有很少數的人擁有一些土地—他們把時間花在各種叫人看了心酸的工作上面。
代姆拉(Demra)這個村莊幾乎建在湖中央，一些小土丘突出水面，上面種些樹，樹林間建了些小屋子，整個村莊就是由幾個突出水面的小土丘聯結成的岌岌可危的網絡。在這些小土丘上面，全體住民—連幼小的孩子也不例外—天一亮就起床忙碌，人工手織從前達卡著名的穆斯林面紗(muslin veils)。在離此不遠的蘭加邦達(Langalbandh)一帶，整個地區的人都在做西方世界的男式襯衫和睡衣所用的珍珠紐扣。畢德雅雅(Bidyaya)或巴迪亞(Badia)是一個船民種性(caste)，他們長年住在舢板上面的茅草屋裡，收集含有珠母層的珠貝來賣。
帶著污泥的貝殼在村落中堆得到處都是，好像寶藏一樣。在浸過酸液之後，那些貝殼被敲成一片一片的，再被手搖砂輪磨成圓形；然後他們把每一個圓片放在座台上修整，所用的工具是一把被固定在木軸前端的鈍頭銼刀，再用一種弓形裝置不停地往復旋磨，最後用另外一種類似但比較尖銳的工具鑽出紐扣的四個洞。小孩把制好的紐扣縫到覆有一層錫箔的紙板上面，每片紙板縫十二顆，這就是在歐洲的省城、鄉鎮布店中看得到的珍珠紐扣。
在巨大的政治變動使亞洲國家獲得獨立以前，這個小規模工業供應了印度和太平洋島嶼的市場，也維持了工人們的生計，雖然事實上他們一直都受“大老闆”(mahajans)剝削—大老闆是供應原料和製造紐扣所需的產品的中間商與借貸階級。由於市場緊縮，原料與製造所需的產品的價格增加了五六倍，該地區的產量由每週六萬籮（每籮十二打）減少到每個月五萬籮，同時付給生產者的單價又降低了四分之三。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五萬人發現他們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收入又減少到只有以前的一小部分。然而，雖然其生活方式原始，但是他們的人口數目、產品數量以及成品外觀等事實都使人無法把他們看作真正的手工藝者。在熱帶美洲—巴西、玻利維亞和墨西哥—“手工藝”一詞仍可用在冶煉金屬、制玻璃、紡羊毛、織棉布或編草等類工作上，原料是當地的，技巧是傳統的，工作是以家庭作業的方式進行的，製作者的品味、習性與要求決定了產品的目的與形式。
在孟加拉國，中世紀形態的社區被一把推入工業時代，為世界市場波動所左右。它們自始至終都是“異化”(alienation)的犧牲品。對代姆拉的紡織者而言，那些從英國和意大利進口的絲線原料完全是陌生的；對蘭加邦達的紐扣製造者而言，有一部分原料是陌生的，雖然他們用當地的珠貝，但化學劑、錫箔紙板則是外來的。整個地區的生產計劃完全依照外國規格來制定，這些不幸的工人自己根本買不起那些紐扣，更別提衣服了。在一片蔥綠的景觀背後，在平靜的河道兩旁排列著的鄉村小屋背後，可以窺見一座抽象的工廠輪廓，就好像是歷史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建立的，其發展過程中最悲劇性的階段強加於這些哀苦無告的犧牲者身上：把中世紀的物質匱乏和疫病、早期工業時代的那種瘋狂剝削，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失業與投機，全都加在一起。十四世紀、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聯手，瘋狂嘲弄著這些落在熱帶大自然背景中的田園風光。
是在世界的這一部—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有時超過一千人—我才完全瞭解到熱帶美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整個美洲大陸）由於完全無人居住或是人口相當稀少而享受到的歷史特權。“自由”既不是一種法律上的發明，也不是一種哲學思想的征服成果，更不是某些比其他文明更正確、恰當的文明才能創造、保有的東西。自由是個人與其所佔有的空間之間的一種客觀關係的結果，是消費者與他所能運用的資源之間的一種客觀關係的結果。而且，很難說資源豐富就可以彌補空間不足的缺陷，也不能保證說一個富裕但人口過多的社會不會被本身的人口密度毒害，像有些麵粉寄生蟲，遠在它們的食物食用殆盡以前，就釋放出毒素互相殘害。
一個人必須很天真或不誠實，才會認為人們能夠完全不受其生存處境的影響，自由地選擇其信仰。非但不是意識形態決定社會存在的形態，反而是社會存在的形態為意識形態賦予意義。意識形態只是一組記號(signs)，只有在其所指的事物確實存在的情況下，才構成一種語言(language)。一方面，在目前，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誤解主要是語意上的問題：那些我們想在東方廣為宣揚的觀念，或者說“指涉者”(signifiers)所要指涉的指涉物(signifieds)，不是性質不同就是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可能使情況改變的話，那麼即使改變後的架構可能是我們西方人認為無法忍受的，對於目前的犧牲者而言，也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他們不會自覺到在被奴役，相反，如果他們漸漸走向強制勞動、食物配給和思想統制，他們就會覺得是獲得瞭解放，因為他們可因此得到工作、食物和一定程度的知識生活。我們只根據其表面而視之為剝削的各種形式，在既存的現實面前都可以獲得合理的解釋。
熱帶亞洲與熱帶美洲之間的對照，在那些都還可以找到補救方法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之上還有一個問題：人類在有限空間內不斷增加。我們不得不想到，就這一點而言，歐洲處於上述兩塊大陸之間。印度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嘗試用種姓制度來解決其人口問題，把量轉化成質，也就是把人群分門別類，以使他們可以並存。印度甚至從更寬廣的視野去思考這個問題，把種姓制度延伸到人類之外，延伸於一切生命形式。素食原則和種姓制度一樣，目的是防止社會群體和動物種屬互相侵犯。為了保證每一群人或物種有自己特殊的自由，方法是強迫其他種群放棄保有些許衝突的自由。這項偉大試驗的失敗是人類的悲劇；我的意思是，在歷史的發展中，不同的種姓並沒有發展到由於互相有別而維持平等的狀態—此處的平等指的是相異相別者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準繩—一個有害的、同構型的因素被引進該制度，使不同者之間可以互相比較，結果是造成了一個有高低之分的階層。人類可以共存，只要他們能認可他們雖然不同，但都具有同樣程度的人性；人類也能夠借由否認其他人也具有同等程度的人性而共存，只是其結果是建立一個上下從屬的體系。
印度的重大失敗可以給我們上一課。當一個社會人口太多的時候，不管其思想家們如何天才，似乎都只有使某些人淪為奴隸才能讓這個社會存續下去。一旦人類開始覺得他們為地理、社會與心理習性所壓抑、無法伸展，他們就有被誘惑採取簡單的解決辦法的危險：認定他們的同類中的一部分沒有做人的權利。這樣做使其他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能獲得更多的活動空間；然後，就必須再把更多同類擯除在外。用這個觀點去看歐洲過去二十年來所發生的事情，也就是人口在一個世紀內增加一倍的最後結果，那些事情也就不再是緣於什麼某國家的越軌、某種教條或某群人的異常了。我把那些事情看作我們已進入一個有限的世界的前兆，就好像南亞早我們一千年或兩千年即已面臨的那樣，除非做出一些重大的決定，否則我不認為我們能避開和南亞相同的命運。人有系統地貶低其他人，愈演愈烈，如果我們辯稱近幾年發生的事件只代表一種短暫的污染，我們就犯了言行不一和盲目無視的罪行。
在亞洲，使我害怕的是我們自己未來的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亞洲目前正在經歷的狀況。在印第安人的美洲，我很慶幸他們還活在一個與他們所擁有的世界相符的時代，還能享有名副其實的自由的滿足，無論這時代會變得多麼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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