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23

《憂鬱的熱帶》（Claude Lévi-Strauss 著）

憂鬱的熱帶 23

第六部　波洛洛族

23 生者與死者

男人會所不僅僅是工作室、俱樂部、宿舍，偶爾還是妓院。此外，會所也是寺廟。宗教舞者在會所中做準備工作，有些不准婦女參加的儀式，像製造與揮旋“牛吼器”(bull-roarer)的儀式，也在會所舉行。牛吼器是一種用木頭製造、非常用心地在上面施加彩繪的樂器，形狀頗像鯿魚，長度在三十釐米到一米半之間不等。用細繩系住其中一端，揮舞細繩使勁地旋轉它，它就會發出一種像牛吼的低沈聲音，這種吼聲被認為是婦女所害怕的神靈進入村落時發出的聲音。任何婦女如果看見牛吼器的話，下場就會很慘，即使是現在，她也很可能被亂棍打死。在我第一次看見土著做牛吼器的時候，他們想讓我相信那不過是普通的廚房用具罷了。他們非常不願意把一套牛吼器轉讓給我，原因並不是他們得因此重做一套，而主要是怕我洩漏其中的秘密。我必須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帶個箱子去男人會所，將那套牛吼器先包起來，然後放進箱子裡面，再上鎖；他們要我保證在回到庫亞巴以前絕對不打開箱子。

對於歐洲觀察者而言，在男人會所中所進行的種種看起來無法並存的活動，似乎令人驚訝地調和無間。很少有像波洛洛人那樣具有深沈宗教情懷的民族，也很少有人具有他們那樣複雜的形而上學體系。但精神信念又和日常行動結合得如此緊密，土著似乎毫不自覺地在兩個體系之間自由移動。我在緬甸邊境的佛教寺廟中發現過類似的、毫不做作的宗教性。僧侶在同一間廳堂裡面生活、睡覺、進行宗教崇拜，把他們裝油膏和草藥的罐子放在祭壇前面的地面上，甚至毫不避諱地在閱讀經文中間休息時撫摸他們的學徒。

這種對超自然界的隨意態度對我而言更是異常奇特的，我自己與宗教的唯一接觸是在遙遠的兒童時代，那時候我已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和祖父住在一起，他是凡爾賽的猶太教長。他住的房子有條長長的內部走廊和猶太廟相通，走進那條走廊時很難不興起焦慮的情緒，那條走廊本身變成了一道無法跨越的邊界，把塵俗世界與神聖世界分隔開來。但是通過那條走廊與塵俗世界隔離開的那個世界，卻正好欠缺一種東西：體驗神聖世界時必不可缺少的人性的溫暖。除了進行儀式的時候，平時整座猶太廟幾乎空無一人。時常有人在裡面，但時間不夠持久，也不夠熱烈，不足以改變那種似乎對那猶太廟而言相當正常的荒涼景象，在那裡舉行儀式，只是讓荒涼景象反常地中止一段時間而已。家族成員之間的宗教崇拜也同樣枯燥，除了祖父在飯前默不作聲地禱告以外，我們這些孩子根本無從知道我們是在一個較高主宰的衛護之下生活。餐廳牆上倒是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印著這樣一句格言：“細嚼慢嚥有助消化。”

差別並非在於波洛洛人對宗教更為敬畏；情形完全相反，他們把宗教完全視為自然而然的事。在男人會所裡面，儀式性的手勢和別的手勢一樣隨隨便便地出現，好像儀式性的手勢也不過是一些實用性動作，目的在於達成某種特定的結果，並不需要採取那種連無神論者進入宗教場所時都覺得有必要表現出來的崇敬態度。在某個下午，可能有人在會所裡面唱歌，為當晚要舉行的公共儀式做準備。在會所的另一個角落，同時會有少男在打鼾或聊天。兩三個男人可能在輕聲哼唱，一邊搖著葫蘆發聲器，但如果其中一人想吸煙，或輪到他去吃玉米糊，他就會把樂器交給坐在隔壁的人繼續搖下去；有時候他會用一隻手繼續搖樂器，而用另一隻手抓癢。當一位舞者走來走去展示他最新的創作時，所有人都會停下一切，發表評論。整個儀式似乎被拋諸腦後，一直到在另一個角落里，吟唱從剛被打斷的地方繼續唱下去，才被重新想起。然而，男人會所的重大意義遠超過我試圖描述的這些，遠超過只是社會生活與宗教生活的中心。它不但表現出村落的結構允許各種不同的制度之間相互影響，同時也綜合地表現出人與宇宙之間的關係、社會與超自然界之間的關係、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關係。

在開始討論波洛洛文化的其他面向以前，我得花點時間岔題談一下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否則讀者很難理解波洛洛人用以應對這個普世問題的特殊方式。波洛洛人所採用的方式，與西半球另一些極度遙遠的角落的社會—北美洲東北地帶森林和草原上的印第安人，例如奧季布瓦人(Ojibwa)、梅諾米尼人(Menominee)和溫尼貝戈人(Winnebago)—所採用的方式非常相似。

大概沒有任何一個社會不對死者表示敬意，即使是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和智人(Homo Sapiens)這樣遠古的人種，也會準備簡單的墓穴來埋葬死者。喪葬儀式自然是各族群並不相同的，但我們可以說因為儀式背後的感情是一樣的，所以各族群在這方面的差異微不足道嗎？即使我們盡可能地極度簡化在不同社會里所觀察到的對死者的態度，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這裡頭有兩種極端不同的類型，而這兩種類型之間則由各種不同的中間類型聯結起來。

有的社會讓其死者安息；只要定期對其致敬，死者就不干擾生者。即使死者回到生者身邊，也只是偶然為之，而 且都在特定的時間內。死者回來是受敬重的，因為只有通過他們的影響，四季才如期循環，農作才能豐收，婦女才能生育。這就像生者與死者之間訂立了契約，死者留在他們自己居處的條件是，生者要對他們表示合理程度的敬意。生者與死者的短暫會面，都以關心生者的利益為原則與目標，在民俗故事中有個普遍的主題—懷著感激之情的屍體—可把這項原則與目標很清楚地表達出來：債主不許別人將一具屍體下葬，一個富有的主人公向債主買下這具屍體，把他葬了；稍後死者在主人公的夢中出現，向主人公承諾會使其大獲成功，唯一的條件是所得的好處兩人要均分。故事中的主人公不久就贏得了一位公主的愛情，主人公經由超自然保護者的幫助而拯救公主的生命多次。現在問題來了：這位公主是不是也要被平分呢？巧的是公主本人是著魔的人，有一半是女人，另一半是惡龍或毒蛇。死者要求他該得的一份，主人公應允；死者對主人公的公正很滿意，便只拿走了公主可怕的那一半，把一個完全人性化的妻子留給了主人公。

與這種類型形成對比的另外一種類型，也可以用民俗故事中的主題來解釋，我把這個主題稱為“多謀能幹的騎士”。故事中的主人公很窮，而非富有。他唯一的財產是一粒麥子，他施展詐欺手段用那粒麥子換到一隻公雞，再換到一頭豬，然後是一頭牛，後來換到一具屍體，最後他用那具屍體換到一位活生生的公主。在這個故事中，死者是客體，而非主體。死者不是主人公與之商量的合伙人，而只是一件工具，被用來做投機買賣，買賣過程中充滿欺騙與謊言。有些社會對死者的態度就是這樣，他們不讓死者安息，強迫死者替他們服務。有的服務會實際利用屍體，像食人(cannibalism)與食屍(necrophagy)的習俗，目的是取得死者的美德與力量。有的服務只具有象徵性質，社會中的成員為了競爭尊嚴和地位，不斷地要求死者幫忙，或者利用祖先的名字，通過在系譜上做手腳來合理化他們想獲取的特權。這樣的社會不僅不斷地剝削利用死者，也經常因死者而煩惱。因為生者在利用死者的同時，相信死者會用同樣的方法對待生者，死者會對生者不斷提出要求，對生者愈來愈不客氣。但是，不論是像第一則故事中的情形那樣公平分配，還是像第二則故事中的情形那樣毫無限制地投機，生者與死者的關係總是脫離不了某種方式的分享。

在這兩種極端的類型之間，還有不少中間行為模式：加拿大西海岸的印第安人和美拉尼西亞人(Melanesians)召集所有的祖先參加他們的儀式，強迫祖先做出對後代有利的保證；在中國或非洲的某些祖先崇拜儀式里，子孫會識別最近幾代的祖先，但不會無限地向前追溯；美國東南部的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雖然死後立刻喪失個人的特性，但和所有其他死者共享不少特殊的能力。即使是在歐洲，人死之後就變得無人關心，連姓名都被遺忘，但在民俗故事中也還保留著關於兩種死者的信仰：一種是自然死亡者，會變成衛護性的祖先；另外一種是自殺、被殺或發瘋而死的人，死後會變成善妒的惡鬼壞靈。

在西方文明發展史上，毫無疑問，生者與死者的關係會漸漸由一種投機利用的關係演變成契約性的關係，甚至契約性的關係最終會被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取代。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可能在福音書上早已有預言：“讓死者埋葬其死者。”不過，並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這種發展過程代表一種普遍的發展模式。更可能的是，一切文化都知道上述兩種模式，雖然通常只選用其中的一種模式，但還是在種種迷信行為中設法保證他們並非完全不顧另一種模式。那些迷信行為，我們自己也都繼續奉行，不管我們自認為是有信仰還是沒信仰的人。波洛洛人的原創性，以及我引述的其他社會的原創性，在於他們把兩種模式非常清楚地表現出來，並且發展出一套與兩種模式符合的信仰與儀式體系，還創造出各種辦法，可以順利和諧地由一種模式轉化到另外一種，希望借此在兩者之間達到某種和諧。

要說波洛洛人不相信有自然死亡這樣的事情，或許不盡正確，但是對他們來說，一個人並不只是一個“個體”，而是一個“人”，是社會的一部分。那社會即村落，從有時間以來就存在的村落，與物質宇宙並存，而物質宇宙本身也是由“活的存在”(animate beings)所組成的，包括天體和氣象。雖然實際存在的村落很難在同一個地點維持三十年以上，因為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在一段時間之後就變得貧瘠，但他們的信仰就是這樣。因此，既不是地點也不是房屋構成村落，而是前面描述過的那種結構模式構成村落，每個村落都依照該模式建造。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那些傳教士一旦干涉到村落的格局結構，就把一切都毀了。

動物，特別是魚和鳥，有一部分屬於人的世界（社會），而有些地面上的動物則屬於物質宇宙。因此，波洛洛人相信他們的人身人形是一種暫時的狀態：處於魚（他們以魚名來給自己命名）和金剛鸚鵡（他們將以此形態完成轉世的循環）之間。

由於波洛洛思想方式以“自然／文化”這項基本的對立為指導原則（在這一點上和人類學家很相像），因此他們比塗爾乾和孔德更具社會學想法，把人類的生命視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像歐洲人那樣將死亡分成自然死亡或違反自然的死亡，是毫無意義的；從事實與理論兩方面來看，死亡既是自然的，同時也是違反自然的。換句話說，每當一個土著死亡的時候，不僅是與死者最親的親人的損失，而且是整個社會的損失；自然每一次對社會造成這種傷害，就欠下一筆“債”—波洛洛人使用這個詞來表達他們的觀念，其意思和負債(debt)很接近。當一個土著死亡時，村落便會舉行一次集體狩獵行動，由跟死者不同的那個半族執行出獵。這是向自然挑戰的行為，目的是獵到大型動物，最理想的是美洲虎，其毛皮、爪子和牙齒就是死者向自然討來的債。

當我抵達客賈拉村的時候，正好在不久前有人死亡。不巧的是，死者死在相當遠的另一個村落裡面，因此我沒有看到埋葬的兩段程序，包括：先把屍體放在村落中央的墓穴裡面，上面覆蓋樹枝，直到肉全部腐爛為止；接著在河中洗骨，繪以顏色，用粘上去的羽毛組成圖案做裝飾，然後把骨頭裝進籃子裡面，沈入湖泊或河流底部。所有其他儀式我都在現場觀察，全都照傳統方式舉行，包括死者的父母要在臨時性墓穴地點施行自殘留疤的儀式。另外一件不巧的事情是，在我到達以前的那個晚上或下午（我不能確定到底是什麼時候），已經舉行過集體狩獵了；不過，並沒有獵到任何動物，在喪禮舞蹈中使用的是一張舊的美洲虎皮。我甚至懷疑他們馬上用了我們的狐鼬來取代沒有獵到的動物。土著不願意告知事實是否如此，這是很可惜的，否則，我就可宣稱我是uiaddo，也就是代表死者靈魂的狩獵領袖。我就可以從死者親戚那裡得到一個用人發編織的臂飾，還有一件叫作“波阿里”(poari)的神秘樂器。波阿里是一種單簧管樂器，由一根竹管做成，用一個飾有羽毛的小葫蘆做揚聲器，在捉到的動物面前吹奏，然後在把動物殺死以後綁在它身上。我也可以依照既定規則把動物的肉、皮、牙和爪分給死者的親戚，並得到另外一隻單簧管以紀念我負過的責任，還有一條貝殼項鍊。毫無疑問，我也必須全身塗黑，使造成死亡的惡靈認不出我，這惡靈依照負債規則必須進入死掉的動物體內，用自己補償所造成的禍害，但它仍然會對強迫它這麼做的人充滿恨意。在某種意義上，自然的這種毀滅性形式被認為是具有人性的。自然通過一種特別的靈魂形式運作，那些靈魂形式直接賴以存在的是自然，而不是社會。

我前面提到我和一位巫師(bari)共住一屋。這些薩滿(medicine man，shaman)自己構成一類特別的人群，既不屬於物質宇宙，也不屬於社會，但是其功能是扮演兩個世界之間的協調者的角色。巫師可能都出身於圖加壘半族，但這一點我並不很確定；與我同住的這位可以確定來自圖加壘半族，因為這間房子位於卻拉半族的領域，他像其他人一樣，住在妻子的房子裡面。巫師的工作是一種神召，常常經歷天啓，其主要內容是和某些惡靈或其他強大的神靈訂立契約。惡靈自己有很複雜的組織。強大的神靈既是天上的（因此是天文與氣象現象的調配者），也是動物界的，同時又是地下的。這些惡靈或強大的神靈—其成員經常由死去的巫師的靈魂補充—不僅管理星辰的運動，也負責管理風、雨、疾病和死亡。他們被形容成有各種可怕的外表：多毛、頭上有洞，抽煙的時候，煙會從那些洞跑出來；空中怪物，從眼睛或鼻子中噴雨出來；有的指甲和頭髮非常長，有的是獨腳怪物；肚子鼓脹，身體像蝙蝠那樣多絨毛。

巫師是離群性的角色(asocial character)。他和一個或多個精靈、神靈的關係使他擁有某些特權：如果單獨出獵，就會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幫助，可以變化成動物的形狀，懂得疾病的成因與治療方法，具有預知未來的能力。部落出獵所得的動物，或田園的首批收穫，如果沒有先將巫師應得的一份送過去，其他人就不能吃。他所得的那一份代表生者欠死者的精靈的一份。在土著的體系裡面，這一份所扮演的角色和前面提到的喪禮出獵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對稱的，又是相反的。

但巫師自己也受他的守護靈統治。一個或多個守護靈通過巫師的身體顯形，當巫師被守護靈利用做其靈媒時，會全身痙攣，不省人事。神靈既保護巫師，同時也持續監視巫師；神靈不僅僅是巫師所有財物的真正擁有者，甚至是巫師身體的擁有者。如果巫師把箭弄斷了，把陶器弄壞了，或者要剪指甲、剪頭髮，都得一一向神靈交代。巫師既不准銷毀任何東西，也不准丟掉任何東西，必須永遠帶著過去的生命留下的灰燼片段。那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死者逮住生者”，在這裡帶有一種意外的惡毒意義。巫師與神靈被如此毫不容情地聯結在一起，實在無法說到底誰是主誰是僕。

很明顯的，對波洛洛人而言，複雜的物質宇宙是由高低階層分明的許多個別力量所組成的。雖然物質世界中所有東西都各自具有個別的力量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但那些東西的其他屬性則不見得如此：那些東西既是存在(beings)，同時又是事物(things)；既是活的，同時也是死的。在土著社會裡面，巫師是人類與惡靈宇宙之間的聯繫者；那些惡靈既是人又是物。

和物質宇宙形成對照的“社會學意義的世界”具有很不一樣的性質。一般人（也就是除薩滿以外的人）的靈魂和自然力量截然分開，自己組成一個社會。不過，一般人的靈魂在死後就不再具有個性，而和其他靈魂合成一種集體存在，稱為aroe，像古代不列顛人的anaon一樣，毫無疑問應該被翻譯為“靈魂社會”(the society of souls)。靈魂社會分成兩部分，因為當喪禮舉行完畢以後，靈魂便分屬兩個村落，一個在東方，一個在西方，在兩者之中住著波洛洛眾神中的兩位神明化了的英雄：較年長的是Bakororo，在西方；較年幼的是Ituboré，在東方。值得一提的是，東西軸正好和韋爾梅柳河的流向一致。因此，很可能在死者所住之村落的二分法與實際上的村落又分為上游部分與下游部分的二分法之間，存在某種關聯，雖然其性質如何仍不清楚。

就像巫師佔有的地位處於活人社會與有害的、個別的和宇宙性的神靈（我們已提到過，死去的巫師的靈魂同時具有這三項性質）之間一樣，在活人社會與有利的、集體性的和人類傾向的死者世界之間，也有一個執行調和功能的中介者、“靈魂之道的大師”(master of the way of the souls)，波洛洛人稱其為“靈魂師”(aroettowaraare)。他和巫師不同，擁有與巫師相反的特性，而且兩者互怕互恨。一方面，靈魂師不能接受祭品禮物，必須嚴格遵守某些規則：不能吃某些食物，要穿得很樸素；既不能戴首飾，也不能繪鮮艷的色彩。另一方面，他與靈魂之間並沒有立下任何協定。靈魂永遠在他面前，而且可說是在他體內。靈魂不會佔有他，使他進入昏迷狀態，而會出現在他的睡夢之中。他也只能在為了有利於別人的時候，才向靈魂求助。

巫師能預見疾病和死亡，靈魂師則照顧人，把人醫好。很巧的是，據說巫師—他是一種物質需求的象徵—會毫不遲疑地把遲遲不死的病人殺死，以印證他自己的惡毒預言。不過，也得提到的是，波洛洛人對生命與死亡之關係的概念並不完全和我們的相同。有一次，一個婦人躺在她房子的一角發高燒，其他人告訴我她已經死亡，意思應該就是他們認為她死定了。話說回來，這種看法與歐洲軍隊把死者和傷者都算作“減員”(losses)並沒有太大差別。就當前能否有效行動而言，死或傷事實上是一樣的。雖然就傷者的角度而言，不被和死者當成同樣的情況自然是比較有利的。

最後，雖然靈魂師和巫師一樣可變成動物的形狀，但靈魂師絕對不會變成美洲虎；美洲虎吃人，因此它在被殺掉之前正好代表死者欠生者的債。靈魂師只會變成會提供食物的動物：採集水果的金剛鸚鵡、捕魚的角鷹、把肉提供給全部落大宴使用的貘。巫師為神靈所佔有，靈魂師則為了救人而犧牲自己，甚至連召喚他去當靈魂師的啓示本身也是痛苦的：使他明白自己已經被召喚的第一個徵兆是身上老是有一股惡臭，那種臭味和把屍體暫時埋在村中讓肉體腐爛期間四處瀰漫的味道很像，那種味道被認為和一種叫作aije的神話人物有關。aije是一種令人厭惡、全身惡臭但充滿愛意的水中怪獸，會跑到被召喚者身旁，強迫被召喚者忍受其撫摸。這種情景會在喪禮過程中用啞劇模擬演出：由一個全身塗滿泥巴的年輕人，去擁抱一個裝扮成年輕靈魂師的人。土著很清楚aije的形象，可以將其畫出來。他們還用aije這個名字來稱呼牛吼器，牛吼器所發出的聲音就是預示這種神話怪物即將出現，同時模仿其叫聲。

接著舉行的喪禮持續好幾個星期也就不足為怪了，因為喪禮的功用相當多。首先，那些儀式在我剛指出的兩種不同層次上進行，從個別的人的角度看，每一次死亡都是物質宇宙與社會之間的一個和解協調的機會。物質世界里懷有惡意的力量先對社會造成傷害，對於這傷害必須報復，喪禮中的出獵就是報復。在由獵人群代為報復、實行救贖以後，死者還得被接入靈魂社會裡面。大型的喪禮哀歌儀式叫作roiakuriluo，其功用就在此，我有幸親身參加了這項儀式。

在波洛洛人的村落裡面，一天之中有一件事特別重要，那就是晚上的大集合。黃昏時候，人們會在跳舞場上點起大火，各氏族的頭人都在那裡集合。司儀大聲叫出每一氏族的名稱：“頭人氏”(Badedjeba)、“朱鷺氏”(Cera)、“貘氏”(Ki)、“大犰狳氏”(Bokodori)、“巴可羅氏”（Bakoro，由英雄巴可羅羅的名字轉音）、“波羅氏”（Boro，意即唇塞氏）、“布里提棕櫚氏”(Ewaguddu)、“毛蟲氏”(Arore)、“刺蝟氏”(Paiwe)、“阿匹波壘氏”（Apibore，其意思不明）[插圖]……當每個氏族的頭人應聲而出的時候，便向有關的人宣佈關於次日活動的命令，聲音都非常高亢，以使距離最遠的屋子中的人都聽得見。但是，在這個時候，幾乎所有的屋子都沒有人在裡面了；因為從黃昏的時候開始，當蚊子開始消失的時候，在六點左右躲進屋子里的男人又跑出來了。每個男人都攜帶一大張席子，攤開在男人會所西邊的圓形硬土空地上面。他躺在席子上面，身上裹著印第安人保護局發放的棉毯子，但那毯子由於長期和塗了紅木漆的身體接觸，已變成橙色，保護局一定已認不出他們送的這件禮物。有時候五六個男人會共臥一張席子，但他們很少交談。一兩個男人會躺在和其他人有相當距離的地方，在躺臥著的身體中間不時有人來來往往。當氏族名稱被喊到的時候，氏族頭人站起來，走出去領受命令，然後走回來躺下，眼望天上的星星。婦女也離開房間，成群結隊聚在門口。講話的聲音漸漸消失，慢慢地可以聽見吟唱的聲音，先是來自男人會所，然後來自跳舞場，由兩三個人帶頭，然後更多的男人加入，聲音愈來愈大，吟唱、復誦、合唱持續整個晚上不斷。 

由於死者是卻拉半族的人，因此負責喪禮的是圖加壘半族的人。在跳舞場中央，樹葉散布的地方代表實際並不存在的墓穴，在其左右兩邊有幾捆箭，箭的前面放幾碗食物。有十二個靈魂師和歌者，大部分戴著色彩鮮艷的羽冠（其他的人則把羽冠掛在屁股上），一片長方形的藤扇蓋住他們的肩膀，用一條綁在脖子上的線固定。有些人全身赤裸，漆成黑色與白色，有的則漆紅條紋，或用白色絨毛在身上形成一條條白線；有些人穿白色草裙。代表年輕靈魂師的主角在祭儀的不同階段分別穿戴兩套衣飾：有時候他穿綠色樹葉，頭上戴前面描述過的巨大頭飾，將美洲虎皮像宮廷禮服一般披在身上，背後有個侍從抬著虎皮；有時候他全身赤裸，繪成黑色，唯一的飾物是兩眼上面的一件草編物件，像一副沒有鏡片的眼鏡框。這是個特別有趣的細節，古代墨西哥的雨神“特拉洛克”(Tlaloc)的特徵之一就是一件類似的道具。亞利桑那州與新墨西哥州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可能是解開此謎的關鍵—因為其死者的靈魂會變成雨神—他們還有不少信仰，都和保護眼睛的神奇物件有關，這些物件還能使人隱身。我時常注意到南美印第安人對眼鏡有極強烈的興趣。我最後一次出去做調查工作的時候，帶了一大堆眼鏡框，結果南比誇拉印第安人非常喜歡，好像他們的某些傳統信念對這種奇異的東西有偏好。以前的記載都沒提到過波洛洛人有草編的眼鏡框，但既然塗黑色漆的目的是讓塗漆者隱身，那麼很可能草編眼鏡框也有同樣的功用。在普埃布洛族神話中，草編眼鏡框的確有隱身的功能。還有，波洛洛信仰中掌管下雨的神靈叫作Butarico，也被描述為具有像瑪雅(Maya)文化中的水神一樣可怕的外表，有毒牙，手像爪。

剛開始的幾個晚上，我們看不同的圖加壘半族表演舞蹈：棕櫚氏之舞(Ewoddo)、刺蝟氏之舞(Paiwe)。在跳這兩種舞的時候，舞者從頭到腳覆蓋樹葉，舞者的臉被遮蓋，使人誤以為舞者與羽冠等高—羽冠是舞者服飾中最突出的一部分，讓人覺得舞者非常非常高。舞者雙手都拿著棕櫚桿或綁著樹葉的木棍。舞蹈分為兩類。在第一類舞蹈中，舞者一個個走向前，排成兩組，每組四人，在跳舞場兩端面對面排列，然後奔向對方，同時嘴中喊著“吼！吼！”轉來轉去，直到互相交換位置為止。然後，女舞者切入男舞者中間，整個舞蹈發展成一場無休無止的法蘭多拉舞（farandole，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一種土風舞），或往前跳或在旁等待，遵照赤裸的領舞人的暗示，領舞人手中搖著葫蘆發聲器往後倒退，其他的男人則蹲著唱歌。

三天以後，儀式中止，準備進行第二階段：跳mariddo舞。男人成群結隊去森林中採集大把大把的棕櫚葉，去掉所有葉片，把葉桿切成每段三十釐米左右，每兩三根捆成一根橫桿，然後用草繩簡單地綁成數米長的繩梯。兩架長度不同的梯子做好以後分別捲成圓盤，側立起來，一個有一點五米高，另一個有一點三米高。圓盤的兩邊都用樹葉做裝飾，樹葉用頭髮編成的細繩綁在圓盤上面。這兩個圓盤就是男性與女性的mariddo，由棕櫚氏族負責製造。到晚上的時候，兩群人—每群五個到六個男人—一群往西邊，另一群往東邊。我跟在第一群人後面，發現他們在離村落五十米的地方做準備工作，他們躲在一叢樹幕後面，使其他村人看不見他們。他們像舞者一樣全身覆蓋樹葉，並且把羽冠戴在頭上。他們必須秘密進行準備工作的理由可由他們所要扮演的角色來解釋：他們代表從西方（另外一群人則代表從東方）來的死者靈魂，回到村落去迎接死者。在準備妥當以後，他們便一邊吹口哨一邊走向跳舞場。往東邊去的那一群人比他們回去得早（這一群人象徵性地溯河而上，另一群人則順流而下，後者的移動較快）。他們的腳步小心翼翼，很恰當地表達了他們所代表的鬼魅性質。當時令我想起荷馬的史詩，想到尤利西斯掙扎著要防止由流血所引起的群鬼打架。一下子，整個儀式變得活潑熱鬧：男人抓住兩個mariddo之一（由於是用新鮮的植物做成的，故相當重），高舉在空中，開始跳舞。由於舉著重物，因此跳一陣就累了，等到跳得筋疲力盡的時候得讓競爭者接手。整個場面已完全不再具有任何神秘氣氛；儀式已變成競技，年輕男人在一片汗漬、搖拇指互相挑戰與互相撩撥之中炫耀其體力和肌肉。雖然在鄰近的不同社會里也可看到這種運動比賽，比方說巴西高原上傑族的長跑比賽，但其不具任何宗教氣氛，而波洛洛人的運動比賽則保存了全面的宗教意義：在盡情歡樂之中，土著認為他們是在和死者比賽，要從死者手中搶到繼續活下去的權利。

死者與生者的主要對照，首先表現在村民的劃分上。村民在儀式里分成演出者與旁觀者，但主要演出者都是男人，他們受男人會所的秘密力量保護。其次，村落的格局具有比我前面提到的社會學層面的意義更深一層的意義。每當有人死亡的時候，每個半族輪流扮演生者與死者的角色，兩個角色緊密相連。與這種交替形成對照的另一種關係，是永久性的角色關係：一起住在男人會所中的男人象徵靈魂社會，村落四周的房子則歸女人所有，女人不准參與最神聖的儀式，因此注定成為旁觀者。旁觀者由生者和保留給生者的房屋共同構成。

我們已看到超自然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靈魂師的領域，另一部分是巫師的領域。巫師是天上與地上的力量之主宰，從第十層天（波洛洛人相信天有好多層，一層疊著另一層）一直管到地底深處；他控制的力量，他所依賴的力量，也就沿著一條垂直的軸排列。而靈魂師則掌管靈魂之道，管理的是一條橫坐標，從東邊到西邊，兩個半族的死者分居兩側。有很多證據顯示，巫師都來自圖加壘半族，靈魂師都來自卻拉半族，這使人相信，把村落分成兩個半族是這種二分法的另一表現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波洛洛神話裡面的圖加壘英雄都是創造者與造物者，卻拉英雄則都是和平者與組織者。前者使各種事物—水、河流、魚、植物和人造物—存在；後者則掌握創造過程，救人於磨難，為每一種動物指定一種特定的食物。有一個神話甚至表明至高無上的力量一度歸圖加壘半族所有，但後來讓給了卻拉半族，好像是借著兩個半族之間的對反，土著思想欲表達出從一個毫無秩序的自然狀態變成一個文明化社會的轉變過程。

這使我們能理解一個表面上的矛盾：擁有政治與宗教權力的卻拉半族被稱為“弱者”，而圖加壘半族被稱為“強者”。圖加壘半族比較接近物質世界，卻拉半族比較接近人類世界，而後者無論如何都不會比前者更強大。社會並不能全面而成功地欺騙宇宙秩序。即使是波洛洛人，也要先認知自然的至高無上，並對其需求做出讓步之後，才能征服自然。而在他們所擁有的這種社會制度里，並不存在選擇的自由：一個男人不可能和他的父親、兒子同屬一個半族（他一定屬於他母親所屬的半族）；他只和祖父、孫子的半族有關聯。雖然卻拉半族的人想借著他們與創始英雄之間具有另一半族所沒有的關係這一理由來解釋他們所擁有的權威，但他們同時也明白，他們與創始英雄之間的關係中隔著一個世代的距離：在與他們祖先的關係上，卻拉半族只不過是“孫子輩”，而圖加壘半族卻是“兒子輩”。

土著為他們自身體系的邏輯所迷惑，然而，他們難道在其他方面也一樣迷惑嗎？全盤考慮下來，我不得不感到，自己親眼看見的那一場令人目眩的形而上學舞蹈，只不過是一場邪惡的鬧劇，目的只在於使生者產生靈魂來訪的幻覺；把婦女排斥於儀式之外，不願讓她們知道實情，毫無疑問是為了強化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區分；在那區分裡面，女人在地位與住屋方面享有優勢，男人則獨擁宗教的秘密。然而，這種輕信不管是真的還是假象，都有其心理上的功用：這是為了男女兩性的利益，讓受擺布的木偶得到情緒上與理智上的滿足，否則男人可能不會那麼賣力地去擺弄操作木偶的線。我們讓小孩子繼續相信聖誕老人真有其人，並不全為了欺騙小孩子：他們的熱情使我們自己的心暖乎乎的，幫我們欺騙自己，使我們相信—因為小孩子相信而相信—一個存在著單方面慷慨的世界並不是完全無法與現實並存的。但是，人是會死的，且死了以後就不再回來；而且，每一種社會秩序里的死亡都有些類似—都取走一些東西而不歸還。

波洛洛社會給研究人性的人提供了一個教訓。如果他肯聽的話，土著報道人就會描述給他聽，就像他們描述給我聽那樣：他們的這兩個村落半族如何要借由對方，並且是為了對方而生活而呼吸；他們熱烈地互相交換女人、交換財物、交換各種服務；他們讓子女互婚，互埋死者，每一半族都向對方提供保證，保證生命是恆久的、社會是正義的、這個世界上充滿無私的幫助。為了給這些真理提供證據，為了培養這些信念，他們的智者想出了一整套很可觀的世界觀，並把那套世界觀具體表現於村落的格局、住所的安排等方面。他們把面對的種種矛盾加以組合，再重新組合；在接受某種立場和想法的同時，激烈地反對其他立場和想法；把族群切開分為兩半，在使他們聯結的同時又使他們互相對反，把他們的整個社會的與精神的生活變成一種紋章，其中的對稱處與不對稱處又得到平衡，猶如一名卡都衛歐美人臉上的精細圖案—她也為難以清楚察覺的類似焦慮所苦，因而在臉上畫滿圖案線紋。然而，所有這一切到底想要表達些什麼？對於那些半族、對反半族、氏族、亞氏族，以最近的觀察所得為導引，我們到底要得出怎樣的結論？在這個看起來特別喜歡把一切複雜化的社會裡面，每一氏族又被區分成上、中、下三群，在那些規定各個亞氏族的種種規則條例之外，還加上一條：上級的人必須娶上級的人，下級的人必須嫁下級的人。換句話說，在互助機制的假象底下，波洛洛村落歸根究底可以看作分成三個族群，每個族群均內婚。三個族群在不知不覺之中會永遠分開、各自孤立，每個族群都被封閉在一種自傲感之中，而那種自傲感卻連他們自己都弄不太明白，都被用一些制度上的煙幕遮蓋起來，結果是每個族群都變成了這些設計的無意識的犧牲者。這些設計的目的為何也不為他們所知，他們無從發現。波洛洛人在他們的體系中戴上那麼一頂假裝死者的高冠是徒勞無功的：他們的努力，不可能比別的社會更成功。一個社會關於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關係所發展出來的意象，最後追究起來，仍然只是在宗教思想的層面上，企圖掩飾、美化或正義化存在於生者之間的實際現實關係。想否認這項事實的一切努力，終歸是不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