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25
憂鬱的熱帶 25
第七部 南比誇拉族
25 在荒野
離開兩年後又回到庫亞巴，我設法打聽電報線沿線的真實情況到底如何—電報線在北邊五六百公里遠。
在庫亞巴，厭惡電報線的原因有很多。這個城鎮自十八世紀建立以來，與北方的少數接觸都靠船—往亞馬孫河中游的方向駛去。為了獲得他們最喜歡的興奮劑—瓜拿納，庫亞巴的居民組成獨木舟探險隊，每次都沿著塔帕若斯河(Rio Tapajós)一帶探險達半年以上。瓜拿納是一種味道強烈的糊狀物，褐色，用一種叫作paullinia sorbilis的藤蔓植物的果子壓碎製成，幾乎只有馬威(Maué)印第安人懂得怎麼製作。把這種糊壓成香腸狀曬乾變硬，要飲用時再用巨骨舌魚(pirarucu)的角質舌頭將它磨成粉—魚舌頭平常放在鹿皮小袋子中。這些細節很重要，因為人們相信，如果使用金屬研磨器，或者小袋子是使用其他野獸的皮製成的話，就會使這寶貝的糊失去其特別的質性。庫亞巴人同樣相信卷煙必須用手弄破揉碎，不能用刀，否則會喪失味道。把粉狀的瓜拿納放入加糖的水中，它會懸浮在水中而不是溶解；等這飲料變成巧克力色之後就可以喝了。雖然我自己喝了以後從未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但對馬托格羅索中部和北部地區的居民而言，其重要性和南方的馬黛茶相當。
瓜拿納的種種好處，使人們覺得花再多心力也值得。穿越急流之前，探險隊會留下幾個人，負責在河岸附近開墾一片空地來種玉米和木薯，以便探險隊回程路上有新鮮食物供應。當引進汽船以後，從產地將瓜拿納運到庫亞巴的速度就變得比較快，數量也變得比較多，但都是先從馬瑙斯和貝倫走海路運到里約熱內盧，再從里約熱內盧運來。慢慢地，沿著塔帕若斯河的探險中斷了，沈睡於那個英雄的、被半遺忘了的過去。
然而，當龍東宣佈他想開拓西北地區，使其文明化的時候，那些回憶都被重新提起。往高原去的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人知道的，因為有兩個古老的小城鎮—西羅薩里奧(Rosário Oeste)和迪亞曼蒂努—分別位於庫亞巴北方一百公里與一百七十公里處，仍然了無生氣地存在著，雖然其金礦層與沙石河床都已被挖掘殆盡。過了這兩個地方以後，就必須走陸路—橫越亞馬孫河支流的不少小支流，沒有辦法乘獨木舟沿河而下—但要走那麼長的距離是個浩大的工程。一直到一九〇〇年，北方高原仍然是一塊神秘地區，人們認為其中有一條山脈被稱為北方山脈(Serra do Norte)，大部分地圖上仍繼續畫著這條並不存在的山脈。
這種無知，再加上最近美國的西進運動和淘金熱，使馬托格羅索的居民，甚至是沿岸地區的人，升起奇妄誇大的夢想。跟在龍東和他率領的那批人所搭建的電報線之後，一大群移民計劃跟進，想利用此前未想過的寶藏來建立起巴西的芝加哥市。這個夢想持續的時間很短暫；像早被達·庫尼亞爾在《噢！塞爾陶》(Os Sertoes)中描述過的巴西東北部的那片無法住人的荒廢之地一樣，所謂北方山脈原來是一片沙漠般的荒草矮樹林，是南美大陸最荒涼的地區之一。尤有甚者，這條電報線在一九二二年左右建成，而無線電幾乎就在此時被發明出來，這表示電報線一建好就馬上過時了，變成了前一個技術時代的考古遺物。這條電報線只在一九二四年有過一次光榮時刻，當時的聯邦政府由於聖保羅市的叛變而與內陸完全隔絕。幸好有電報線存在，里約熱內盧得以通過貝倫和馬瑙斯與庫亞巴保持聯繫。但當事件平息以後，電報線便開始被棄置。少數在電報線沿線工作的熱心者不是放棄回家，就是被外界遺忘。當我到電報線沿線去的時候，他們已有好幾年沒有收到任何食物供應了。沒有人有勇氣乾脆把電報線停廢，但也沒有人再表示任何興趣。他們任憑電線桿傾倒、電線鏽蝕。最後僅存的幾個看守沿線的工作站的人沒有足夠的勇氣離開，事實上他們也沒有能力離開；他們慢慢地死於疾病、飢餓與寂寞。
這種情況對庫亞巴住民造成了莫大的心理負擔，因為他們沒有實現的夢想，至少產生了一項雖不算可觀但相當實惠的結果，那就是剝削在電報線沿線工作的員工。在前往沿線的工作站以前，每個電報線員工都會在庫亞巴鎮選一名購物代理(procurador)，這名代理可以代他們領薪水，並照他們指示的方式使用薪水。使用方式不外乎買子彈、油、鹽、針和布。由於購物代理、黎巴嫩商人和運貨隊商人三者勾結，所有這些貨物都以最昂貴的價格出售，結果是，那些住在邊遠內陸的可憐員工永遠沒有希望回來，因為過了幾年之後，他們一個個都欠了一筆永遠不可能還得清的債。很顯然，我最好把整條電報線置於腦後，特別是我要用電報線作為研究據點的計劃幾乎沒有人贊同。我設法找到曾經和龍東在一起的退休軍官，但他們只向我說了一句哀傷的話：“惡劣的地方，絕對惡劣，比任何地方都惡劣(Um país ruim，muito ruim，mais ruim que qualquer outro)。”我無論如何都應該避免去那裡。
此外還有印第安人的問題。在一九三一年，庫亞巴以北三百公里的帕雷西斯(Parecis)電報站，被不知哪一族的印第安人攻擊、毀壞。帕雷西斯離迪亞曼蒂努不過八十公里，並不算是完全無人居住的地帶。進行攻擊的印第安人來自桑吉河(Rio do Sangue)河谷—一個此前被認為無人居住的地帶。這些野蠻人被取綽號叫作“木頭嘴”(beiços de pau)，因為他們在下唇和耳垂上掛著圓木盤。從那次開始，他們每隔一定的時間就再次發動攻擊，結果使電報路徑不得不往南移動八十公里。至於南比誇拉印第安人，他們是遷移不定的部族，從一九〇九年起就不時到工作站去。他們與白人的關係經過了多次變化：起先相當好，然後慢慢轉壞，最後，在一九二五年，有七名員工應邀到他們的村落去，就沒再回來。從那次以後，南比誇拉印第安人與電報線的員工互相回避。在一九三三年，一個新教的傳教團體在離茹魯埃納(Juruena)電報站不遠的地方定居。他們和印第安人的關係似乎很快就變得很惡劣，土著對所得禮物不滿意，大致是嫌不夠，那是他們替傳教士建房子與種農園的報酬。幾個月以後，一個發高燒的印第安人自己跑到傳教站，傳教士給了他兩片阿司匹林，他在大庭廣眾之下吞下藥片；然後他在河中洗澡，得肺炎死了。南比誇拉族擅長使用毒藥，他們認為自己的同胞是被毒死的，便發動攻擊報復，傳教站有六個成員被殺死，包括一個兩歲大的幼兒。從庫亞巴派出的追尋隊只發現了一個婦女幸存。這個婦女所講的經過，和計劃了這次攻擊的人所說的完全吻合。那幾個計劃了攻擊的人有好幾個星期之久是我的同伴和報道人。
從這次事件，以及此後發生的一兩件其他事件以後，整條電報線的氣氛一直都異常緊張。從庫亞巴的電信總局和沿線的主要電報站取得聯繫以後（每次聯繫都得花幾天時間），我們聽到的全都是最令人沮喪的消息：在某地，印第安人擺出威脅姿態；在另一個地方，則有三個月沒見到印第安人的影子了，這也是壞徵兆；而在另一個地方，那些原已習於做工的印第安人又恢復到了他們野蠻的狀態；等等。唯一一個值得慶幸，或看起來值得慶幸的跡象是，過去三個星期以來，三位耶穌會傳教士試圖在茹魯埃納重建一個傳教站。茹魯埃納位於南比誇拉印第安人地區的邊緣，在庫亞巴以北六百公里。我可以先去那裡，向他們打聽一些消息，然後再做確定的計劃。
因此，我花了一個月時間在庫亞巴組建一支探險研究隊。由於沒有人試圖阻止我前去，因此我決定堅持原來的計劃：旅行六個月，在旱季穿越高原。有人告訴我，那高原在旱季的時候形同沙漠，沒有動物可吃草的地方，也捕獵不到動物；所有食物都必須帶著—不僅是人的食物，還有騾子的食物。我們將騎騾子到馬代拉盆地，然後改乘獨木舟繼續走（騾子如果沒有玉米可吃，就不夠強壯，不能繼續走）。為了運這些補給，我們需要用牛，因為牛比較強壯，而且可以吃任何粗草或樹葉度日。然而，一定比例的牛會在途中死於飢餓和疲倦，因此得帶相當數量的牛才行。那樣子又需要趕牛者來帶它們前進，並在各路段裝貨卸貨，我的隊伍就變得更為龐大了，如此一來又得增加騾子的頭數和補給的數量，這又得增加牛的數量……這是個惡性循環。最後，通過和曾經在電報線沿線工作過的人，以及運貨隊的老手等專家們商討，我決定帶十五個人、十五頭騾子和三十頭左右的牛。關於騾子的數目，我毫無選擇，因為在庫亞巴鎮方圓五十公里之內，只有十五頭騾子出售，我全買下了，每頭的價格在一百五十到一千法郎之間（以一九三八年的匯率計算），視健康情形而定。我是探險隊的領隊，便自己乘坐最漂亮的坐騎—一頭高大的白騾，是向前面提到過的那個渴望看一次大象的屠夫買的。
真正的問題是找人：參加探險的人共有四位，我們知道，探險能否成功、我們能否安全，甚至我們的生命能否得到保障，全都要看我將要招募的隊伍成員的能力和是否可靠。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排除掉搗蛋者和存心冒險的人，他們是庫亞巴人口中的糟粕。後來，一個住在郊區的老“少校”告訴我，去找某個住在偏遠小村落中的人試試。那個人曾經是老“少校”以前的牛隊組織者，很窮、很懂事、很有品德。我去見他所說的那個人，立刻就被其自然流露的自尊自愛的態度吸引—我鮮少在內陸農民身上見到這樣的個性。其他的人都會即刻提出讓我預支他一年薪水這種不可思議的條件，這個人並沒提出類似的要求。他提出幾個條件：他自己負責挑人和牛，還得允許他順便帶幾匹馬到北方去賣，賺點外快。那時，我已向住在庫亞巴的一個運貨隊買了一批牛，我當時看中這些牛身材高大，還有牛背上老式的美洲貘皮做的裝貨用鞍具。此外，庫亞巴主教堅持讓我帶他的一個跟班信徒去當廚子。結果上路沒幾天，我就發現主教極力推薦的人是同性戀，痔瘡非常嚴重，根本不能騎馬。他只好離隊，走的時候非常高興。至於那些我自己看了很滿意的牛，我不曉得它們已跑了五百多公里路，身上連塊肥肉也沒有，運貨的鞍在它們背上沒磨多久，一頭頭牛的背部就都磨破生瘡了。雖然趕牛者的技術很好，但這些牛背脊上的皮開始脫落，大片傷口流著血，開始生蟲，背脊骨清晰可見。這幾頭生膿潰爛的牛成為我們隊伍中最早倒下的犧牲者。
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領隊富爾亨西奧(Fulgencio)找來的那些看起來平平凡凡的牛馬都完成了任務，走到了目的地。他挑的人都是他自己村子里或附近村子中的年輕人。大多數人的先人原來是葡萄牙人，已在馬托格羅索定居一兩百年，仍然保有一些相當樸素的品德和習慣。他們雖然窮，但每個人都有一條繡花、滾邊的毛巾，那是他們的媽媽、姊妹或未婚妻送的。在整趟旅行途中，他們只肯用那條毛巾擦臉。當我第一次拿糖給他們，讓他們加進咖啡里的時候，他們很自傲地表示，他們不是變態者，不吃糖。我和他們之間鬧了些不愉快，因為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看法，其堅定程度和我不相上下。該攜帶什麼糧食的問題幾乎引起了他們的公開反叛，他們相信如果不盡一切可能多帶米和豆子的話，就一定會餓死在半路上，除了米和豆子以外，他們覺得其他的都不重要。乾肉還可勉強接受，不過他們認為沿途可獵到各種動物，不愁沒有肉類。但他們無法忍受要帶糖、乾果和罐頭這樣的想法。
他們雖然毫無疑問地肯為我們做最大的犧牲，但對我們的態度卻過分輕蔑，連條手帕也不肯替別人洗，因為他們認為洗手帕是女人的工作。我們的契約原則如下：在旅途中，借每人一頭騾子和一桿槍；除了供應飲食以外，他們每天可得到五法郎的報酬，以一九三八年的兌換率為準。旅途結束後，他們每人可拿到一千五百到兩千法郎（他們不肯在旅途結束前拿任何報酬），有了這筆錢，有的人就可以結婚，或者有了買種牛飼養的資本……同時，領隊富爾亨西奧在我們路過以前帕雷西印第安人的領域時，將招募幾名半文明化了的帕雷西印第安人。沿著南比誇拉印第安人領域邊境的電報線的維護人員，目前大都是帕雷西印第安人。
組建探險考察隊的進度相當緩慢，因為人和牲口都是三三兩兩從庫亞巴附近一帶的小聚落中找來的。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里的某一天，他們全部在城鎮外面集合，在富爾亨西奧的領導下，牛和騎騾子的人帶著部分行李出發。每頭牛，視其力量大小，載六十到一百二十公斤不等；行李被分成兩半，掛在塞了稻草的運貨牛鞍兩邊，上面再蓋一張乾牛皮。行進的速度大約是每天二十五公里，但每走一個星期就得停下來讓牛休息幾天。因此，我們決定讓牛隊先行，而且帶的東西愈少愈好；然後，我自己再搭輛大貨車開到不能再往前開為止，也就是到庫亞巴以北五百公里的烏蒂亞里蒂(Utiariti)。那是帕帕加尤河(Rio Papagaio)岸的一個電報站。貨車無法越過那條河，因為沒有足夠大的渡船。過河以後，真正的探險才開始。
在牛隊出發一個星期以後，貨車跟著出發，才走不到五十公里就趕上了牛隊。牛和人都在草原上安詳地宿營，而我以為他們早該到了烏蒂亞里蒂，至少也應該接近了那裡。看見這種情形，我第一次大發脾氣—但並非最後一次。但當我瞭解到我那時要進入的世界里並不存在時間觀念以後，我也只好忍受更進一步的種種不滿了。整個探險隊的真正領隊既不是我，也不是富爾亨西奧，而是那些載貨的牛。這些龐大桀驁的牲畜像公爵夫人一樣善變，得仔細觀察它們的脾氣和心情變化。牛既不會向你表明它很疲倦，也不會說它背的東西太重；牛只是默不作聲地往前走，然後突然倒地不起，不是死掉就是至少得休息半年才能恢復，只能把它丟在後面不管。因此，趕牛的人事實上受牛左右。每頭牲畜都有自己的名字，依顏色、外觀或脾氣而定。我牛隊中的牛叫作鋼琴、踏泥、嘗鹽、巧克力（他們從沒吃過巧克力，但用這個詞來指加糖的熱牛奶與蛋黃混合的飲料）、棕櫚樹、大條、紅赭、花束、小紅蘿蔔、蘭巴里魚、青鳥、爛鑽石、加拉拉（原意不明）、雜種、小乖、正真、大爺、馬達（趕牛的人解釋說，那頭牛走得很好，因此得此名）、保莉、航海者、褐色、模特兒、快活、土氣、蜜蜂、野果、美麗、玩具和黑炭。
只要趕牛的人覺得有必要，整個隊伍便停下來。每頭牛的貨都被卸下，然後趕牛的人開始紮營。如果附近安全，便讓牛四處走動；如果附近不安全，就得派人看著，讓它們吃草。每天早上，幾個人在營地附近直徑幾公里的範圍內走動一圈，把每頭牛都找回來。這種工作被稱為放牧(campiar)。他們相信這些牲畜有怪脾氣，會故意跑掉躲起來，讓人找幾天都找不著。有一次我在一個地方整整待了一個星期，因為我們的一頭騾子跑進樹叢里的時候，據說它先是橫著走，然後倒著走，故意使找的人無法分辨出它走過的路線。
牲畜都找齊了以後，得查看它們身上的傷口，擦藥，重新調整載貨鞍具，免得壓在傷口上面，然後再套上裝備和行李。套裝備和行李有時會很困難，因為休息幾天以後的牛，有時候會喪失工作習慣，鞍一碰到身上就猛踢猛跳，使我們辛辛苦苦安排均衡的行李散落一地，我們只好重新來過—牛沒衝進荒野已算是幸運。如果有牛跑掉的話，就得重新紮營、放牧、找牛等等，直到整隊人畜都集合裝備完畢。這工作有時得重復五六次才能成功，牛才會馴服，至於其原因為何，則不清楚。
我自己比牛更沒耐性。對這種走走停停的行進方式，我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才勉強受得了。我們搭著貨車，讓牛隊慢慢走，自己先往前跑，跑到了一個住著一千人左右的村落—西羅薩里奧。村落居民大多數是黑人，個子矮小，有甲狀腺腫，住在窩棚裡面，窩棚漆成艷紅色，屋頂鋪有淺色棕櫚葉，房子沿著筆直的道路排列，路上長滿雜草。
接待我的那一家有個院子，整理得整整齊齊，就像是房子裡面的一個房間一樣。地面的土都掃過，掃得乾乾淨淨，植物排列整齊得像起居室的傢具一樣：兩株橘樹、一株檸檬、一株蒲桃類果樹、一打左右的木薯、兩三株木槿、兩三株木棉、兩株玫瑰、一叢香蕉、一叢甘蔗。還有一隻養在籠中的鸚鵡、三隻母雞系在同一棵樹上。
在西羅薩里奧這個村落裡面，遇到節慶或特殊日子的時候，所有食物都用一半一半的原則做給客人吃。我們吃的雞，有一半是烤雞，另一半則是冷盤雞，附帶一種味道濃烈的醬汁；魚則煎一半，另一半用煮的。最後一道是cachaca，它是一種用甘蔗釀成的酒。接受這道酒的時候，按照習俗要說：“墳墓、監獄和甜酒並不是為同一個人而設的。”西羅薩里奧位於叢林中心，其居民以前大都是採膠者、找黃金或鑽石的人，他們可能可以對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一條路線提供好主意。因此，在想得到一些消息的期望之下，我聽他們說自己的探險經歷，其中有傳聞也有事實，兩者混合難以分開。
我無法相信真的有“英勇貓”(valiant cats)。英勇貓據說是家貓和美洲獅的混血，活動於北方。不過，我聽到一個故事，相當有意義，至少顯示了荒野的風格和精神。
在馬托格羅索西部巴拉圭河上游的一個叫作“巴拉杜布格里斯”(Barra do Bugres)的村莊里，住著一個能治蛇咬傷口的人。他治蛇咬傷口的方法是先用大錦蛇的牙齒刺入傷者的前臂，然後，用火藥在地面排成十字架形狀，點火，要傷者把前臂放在煙中。最後，他從打火機（artificio，一種石英打火機，把廢棉花塞在角質容器里製成火絨）中取出燒過的棉花，浸在甘蔗酒里給傷者喝下。整個醫療過程就是如此。
有一天，一個收集草藥的小隊的領隊，親眼看見這個人替人治蛇咬傷口，於是請他稍等，等其他收集草藥的隊員在星期天到達那裡，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想接受蛇毒預防（代價是每人五個巴西金幣，在一九三八年大約值五個法郎）。會治蛇咬傷口的人同意了。到星期六清晨，在集體住屋外面有條狗在嗥叫。草藥小隊的領隊派一個隊員去看看，原來是有一條被惹怒的響尾蛇。領隊命令會治蛇咬傷口的人把蛇捉起來，但後者拒絕了。領隊很生氣，表示如果他不把蛇捉起來，那就取消蛇毒預防交易。治蛇咬傷口的人不得不同意，他把手伸出去捉蛇，被咬了一口，然後就死掉了。
講這個故事的人解釋說，他曾接受過這位死掉了的治蛇咬傷口者的蛇毒預防，而且為了試試看預防是否有效，曾故意讓蛇咬了一口，結果證明預防蛇毒的方法完全有效。不過，他承認咬他一口的蛇是無毒的。
我把這個故事記錄在這裡，是為了說明巴西內陸大眾心理的一個特徵：在把悲劇性的意外事件看作日常生活中不值一提的事情時所表現出來的機警和善於應變的特質。這個故事的結論，事實上並沒有它表面上看起來那麼荒謬。講故事者的邏輯推論方式和我後來所聽到的一個叫艾哈邁迪(Ahmadi)的新伊斯蘭教派首領的推論方式完全一樣。那位教派首領有一天請我去吃晚飯，在拉合爾。艾哈邁迪派不合於正統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稱歷史上所有宣稱自己為救世主的人（他們把蘇格拉底和釋迦牟尼都包括在內）實際上真的都是救世主；如果他們不是的話，上帝早就因他們的大膽冒犯而懲罰他們了。同樣的道理，我那個西羅薩里奧的報道人相信，假定治蛇咬傷口的人的奇術不是真的話，他所引出來的超自然力量一定會把一條本來無害的蛇變成一條毒蛇，來證明治蛇咬傷口的人是錯的。由於這種治療方法被視為一種巫術，講故事的人至少已用實驗的方法證明過其效力，證明的方法同樣是屬於巫術層面的。
人們都告訴我，前往烏蒂亞里蒂的路途上不會有任何意外，至少不會有像兩年前我們在前往聖洛倫索河的小徑上所遇到的那種重大意外。但是，在抵達通巴多山脈(Serra do Tombador)頂峰的一個叫作“開沙弗拉達”（Caixa Furada，意即有洞的胸腔）的地方時，駕駛桿上面的一個鏈輪毀了。當時我們離迪亞曼蒂努大約三十公里；司機準備步行去那裡，打電話到庫亞巴，以便能從里約熱內盧用飛機把零件空運到庫亞巴，再用貨車把零件送到我們拋錨的地方。如果一切順利，那麼整個作業要花一個星期時間，牛隊就可以趕上我們了。
因此，我們便在通巴多山頂露營。通巴多是一道岩石山脈，其盡頭是台地，從三百米的高度俯視巴拉圭盆地；在另一邊，每條河流都流入亞馬孫河的支流。我們在找到樹把吊床、蚊帳掛好以後，除了睡覺、做夢、打獵以外，在這片多刺的草原上便沒事可做了。旱季在一個月以前便已開始；當時是六月，除了八月會偶爾下些小雨以外（小雨被稱為chuvas de caju，那一年沒有下），在九月以前的其他時候一滴雨也不會掉。草原早已呈現冬天的景觀：植物乾枯、萎縮，有些地方被野火燒得乾乾淨淨，在燒痕處處的樹幹底下可看到大片大片的沙地。在這種時候，草原上四處游走的少數動物會集中到濃密而難以進入的密林裡面。那些密林頂部像圓頂，表示附近有水泉，水泉附近仍保留了幾塊草地。
雨季是十月到三月。雨季時幾乎天天傾盆大雨，白天的溫度升高到四十二至四十四攝氏度；晚上涼快一些，接近清晨時有段短時間氣溫會驟降。旱季的氣溫很極端：常常白天的溫度平均在四十攝氏度左右，而晚上卻驟降到八到十攝氏度。
我們在營火旁喝馬黛茶，隊伍中的兩個兄弟和司機便說鄉野故事給我們聽。他們說那種巨型的食蟻獸(tamandua)在營帳裡面無法站直，因此不足為害；但是在森林里的話，食蟻獸會利用尾巴倚靠在樹幹上，用前爪把任何靠近的人勒死。食蟻獸不怕別的野獸在晚上突襲，因為它睡覺的時候把頭縮進身體裡面，連美洲獅都無法分辨出它的頭到底在哪裡。在雨季里，得隨時注意野豬群的聲音，野豬會聚在一起四處跑，每群五十頭以上。野豬兩顎相磨的聲音在幾公裡外就清晰可聞（因此野豬又叫quiexada，得自“下顎”queixo這個單詞）。當聽到這種聲音的時候，狩獵者得趕快躲開，因為如果野豬群中有一頭野豬被射傷或射死，其他野豬就會馬上對獵人展開攻擊。獵人得爬到樹上或蟻丘上面。有個人說，有一天晚上他和兄弟一起走夜路，聽到有人在呼叫。他們猶疑著要不要幫助那個呼叫的人，但他們怕印第安人，所以決定等到天亮再說。呼叫聲整夜不停。曙光終於出現，他們發現一個獵人，槍掉在地上，人趴在樹上，底下圍著一群野豬。
這個獵人的命運遠沒有另外一個獵人那麼悲慘。那個獵人聽到野豬群的聲音，爬到一座蟻丘上面去躲。野豬把他包圍。他開槍射野豬，把子彈都打光了，只好用一種叫作facão的砍刀自衛。第二天有一群人出去找他，看見一群禿鷹在某一地點上空盤旋，原來那個獵人就在那裡。當那群人到那裡時，只看見他的顱骨和好多野豬的屍體。
他們還說了不少好笑的故事。其中有一個是關於找橡膠的人和美洲獅的故事。那頭美洲獅肚子很餓，追趕那個人，獅子和人繞著一叢樹轉圈圈。後來，那個人跑錯了方向，發現自己和美洲獅撞了個正著。獅子和人都一動不動，那個人怕得連叫喊求援都不敢。“那樣子僵持了半個鐘頭，那個人腳抽筋，動了一下，碰到了來復槍的槍柄，那時他才醒悟，原來自己手上有槍。”
不幸的是，這地方充滿各種常見的昆蟲：maribondo、黃蜂、蚊子、piums[插圖]、蚋（一種小小的吸血小蟲，到處成群結隊地飛），還有“蜂蜜之父”(pais-de-mel)，也就是蜜蜂。南美種的蜜蜂不叮人，但很煩人。它們喜歡吸人的汗，搶著要找最好的地點，像嘴角、眼睛或鼻孔等去吸汗。在那些地方蜜蜂大量吸汗，如痴如醉，寧可被活活拍死也不肯飛開，但被拍死以後，其屍體只會引來更多的蜜蜂。這些蜜蜂的別名叫“吮眼”，就是這個道理。蜜蜂是熱帶叢林中的真正害蟲，比會造成感染的蚊蟲等更令人討厭—對於蚊蟲的感染，過一兩個星期人體便會免疫。
不過，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蜂蜜。採蜂蜜倒不必冒任何危險，只要打開地面的蜂洞，或者在中空的樹幹裡面找到那些充滿雞蛋大小球狀蜂房的蜂巢即可獲得。不同種類的蜜蜂釀造味道不同的蜂蜜，我見過十三種，每一種都很濃烈，我們很快就學會像南比誇拉印第安人那樣用水把蜜沖淡。這些蜂蜜可以分解出好幾階段的余味，像勃艮第葡萄酒那樣，其味道非常奇怪，令人不安。我在東南亞發現一種油類的味道和這類蜂蜜的味道接近。那種油是從蟑螂的分泌腺上取得的，其價值和黃金一樣，一點點就可調整盤菜的味道。法國有種深色的“普魯克甲蟲”(procruste chagrine)，其所散髮出來的味道與此也很類似。
貨車終於載著新零件抵達我們露營的地方，還載了一名修車工來負責修理。然後我們重新出發，穿過迪亞曼蒂努—這個小鎮位於河谷裡面，面向巴拉圭河，有一半殘破不堪。然後我們重新爬上高原（這一次沒有發生任何意外），沿著阿里努斯河(Rio Arinos)前行（這條河流入塔帕若斯河，後者是亞馬孫河的一條支流），然後再轉向西行，往薩克里河(Rio Sacre)和帕帕加尤河的多山的谷地前行。帕帕加尤河也流入塔帕若斯河，流入的地方形成一個高達六十米的瀑布。我們在帕雷西停下來查看“木頭嘴”所留下的武器，據說他們又在附近一帶活動。再往前走一段以後，我們在一個沼澤地區度過了一個無法安睡的夜晚，因為不過幾公里以外就有土著的營地，其火煙直直升入清澈的旱季天空，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們又花了一天時間查看那座瀑布，在一個帕雷西印第安人的村落收集資料。然後，我們到了帕帕加尤河岸。這條河大約有一百米寬，河水非常清澈，顯然水很深，其多岩石的河床明晰可見。河的對岸有一打左右的茅屋和小房屋，那就是烏蒂亞里蒂電報站。我們把貨車上的貨物、行李卸下，用船運過河。我們向貨車司機道別。在遠遠的岸邊，我們已看見兩個赤裸的人—他們就是南比誇拉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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