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28
憂鬱的熱帶 28
第七部 南比誇拉族
28 一堂書寫課
我非常想知道南比誇拉族大約的人口數目，至少希望能間接知道。在一九一五年的時候，龍東認為其總數是兩萬人，但這估計可能偏高；不過當時的每一群南比誇拉人都有好幾百名成員，而根據我在電報線沿線所得到的消息，從那以後南比誇拉族便人口銳減。三十年前，沙班內(Sabané)族群之中為人所知的部分，總數在千人以上；沙班內族群在一九二八年到過坎普斯諾武斯(Campos Novos)電報站，其中除了婦女、小孩以外，還有一百二十七個成年男人。但在一九二九年，那群人宿營於一個叫作“耶斯皮洛”(Espirro)的地點時，受到流行性
為這件愚蠢的意外事件所苦惱，我無法安睡，便用無法成眠的幾個鐘頭思索那場交換禮物的插曲。在那個場合，書寫出現在南比誇拉人面前，但並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可能會經歷一個長久的、辛苦的訓練過程。書寫的出現只是被借用來作為一種象徵，其目的是社會學的，而非智識上的使用，而且文字的真相一直未被理解。文字不被用來獲得知識、幫助記憶或瞭解，而只被用來提升一個人的權威與聲譽，或者被用以提升一種社會功能的權威與威信，其代價是將其餘的人或社會功能加以貶抑。一個仍然活在石器時代的土著也能猜得到，這是一項可以借之達成交流的偉大工具，他即使並不曉得其真相，也知道這工具可以用來做其他用途。無論如何，在好幾千年的時間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現在依然如此—書寫都是由特定人士掌握的特權，在那些社會里，大多數社會成員並不曉得如何使用文字。我曾到過巴基斯坦東部的吉大港山脈，住在當地的村落裡面。村裡的人並不知道如何寫字，但每個村子都有一個代筆，替村裡的個別人或替整個村落寫東西。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存在書寫文字這回事，在有需要的時候也使用這項工具，不過，他們是以外在者的身份去利用書寫文字的，把書寫文字視為一種與外界溝通的手段，而他們自己要用口頭說話的方式與這種外界手段及其代表人溝通。擔任代筆工作的人，很少是村民團體的工作人員或僱員。書寫文字的知識賦予代筆權力，結果是同一個人常常既是代筆又是放貸者。這不僅是因為放貸者需要能讀能寫才能做生意，而且是因為代筆這樣的人，正好在兩個層面上都可以掌握別人。
書寫是一種奇怪的發明。很容易就會令人想到，書寫文字的出現必然會給人類生存的情況帶來極重大的改變，而且這些重大的改變會被視為主要是一種智識性質的重大改變。擁有書寫文字，大大提高了人類保存知識的能力。書寫文字可以說是一種人工記憶。書寫文字的發展，應該會使人類對自己的過去有更清楚的意識，因而大大增加人類組織安排目前與未來的能力。當所有其他區別野蠻與文明的標準和界限都一一被取消、摧毀以後，人們很想至少維持住這麼一項判別標準：有些人群有書寫文字，有些人群沒有。前者能夠累積其過去的成就，而以更快的速度來達成他們給自己定下的目標；而後者，由於無法記得個人有限的記憶能力所能記住的那點過去之外的事情，因此似乎不免被局限於一種起伏不定的歷史中，那樣的歷史既沒有一個開始，也不會有任何長久持續的目標意識。
然而就我們所知，有關書寫文字及其在人類演化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觀點，卻沒有獲得任何證據支持。人類歷史上最具創造力的時期之一，是在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當時發明瞭農業、畜牧業，還有其他種種手工藝。那樣富於創造力的階段能夠出現，一定是在歷經數千年之久的時間內，有一小群人不停地觀察、實驗，並且把其所得的成果代代傳承下去的結果。這些重要發展大獲成功，可以想見其進行過程相當精確，而且富於延續傳承性，但當時還沒有任何書寫文字。如果書寫文字是在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之間被發明的話，則書寫文字只能被看作新石器時代革命的一項相當晚近的（毫無疑問也是間接的）結果，而絕不是產生新石器革命的先決條件之一。如果我們要追問有什麼重大的發明是和書寫文字緊密相連的，那麼在技術方面只能舉出建築。然而埃及和蘇美的建築成就並不見得高於前哥倫布時期的某些根本不知道書寫文字的美洲民族的建築成就。反過來說，從書寫文字發明以後，直到現代科學誕生以前，整個世界歷經五千年的時間。在那段時間內，人類的知識與其說增加了，倒不如說搖擺起落不定，後者所佔的比例比前者大許多。常常有人指出，一個古希臘或古羅馬公民的生活方式與一個十八世紀中產階級歐洲人的生活方式並無太大的區別。在新石器時代，人類沒有書寫文字的幫助，仍然大步前進，取得了很多重大成就；有了書寫文字以後，西方的歷史時期的文明長期停滯不前。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書寫文字的話，就很難想象會產生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在科學上的急速擴展。但書寫文字固然是一個必要條件，卻一定不是一個解釋此項擴展的充分條件。
要建立起書寫文字的出現與文明的某些特質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們必須改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唯一必然與書寫文字同時出現的現象是城鎮與帝國的創建，也就是把大量的個人統合入一個政治體系裡面，並把那些人劃分成不同的種姓或階級。無論如何，這都是從埃及和中國所看到的，書寫文字出現以後的典型發展模式：書寫文字似乎被用來做剝削人類而非啓蒙人類的工具。這項剝削，可以集結數以千計的工人，強迫他們去做耗盡體力的工作。這可能是對建築何以誕生的更好的解釋，最少比前述的書寫文字與建築的直接關係更具可能性。我的這項假設如果正確的話，就將迫使我們去承認一項事實：書寫的通信方式，其主要功能是幫助執行奴役；把書寫文字當作無關切身利益的工具、當作智識及美學上的快樂之源泉等等，是次要的功能，而且這些次要的功能常常被用來強化、合理化和遮掩那項主要的奴役功能。
不過，還是有些例外存在：非洲有些土著帝國統治了數以十萬計的人口；前哥倫布時期的美洲印加帝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口。然而，以上兩個大陸的這些建造帝國的嘗試卻並沒有產生什麼恆久的結果。我們知道印加帝國創建於十二世紀左右，三個世紀以後，如果它不是自己已經衰頹不堪的話，皮薩羅所率領的士兵就不會那麼輕易地征服了它。雖然我們對古代非洲的歷史所知不多，但我們可預想其情況大致相似：龐大的政治群體出現，在不到幾十年的時間以後，又消失無蹤。因此，這些例子或許證實了上述假設，而非推翻了它。或許書寫文字本身不足以鞏固知識，但書寫文字可能是強化政治統治所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看看比較接近我們的家鄉的例子，就可發現歐洲國家強制教育的系統性發展，是和服兵役制度的擴張以及人口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齊頭並進的。掃除文盲的戰鬥和政府對公民的權威的擴張緊密相連。每個人都必須識字，然後政府才能說：“對法律無知不足以成為藉口。”
這種過程已由國家性的範圍移到國際性的層面上去，這是新創立的國家與享有優越地位的國家建立聯盟時的某種心照不宣的勾結結果。那些新創立的國家要應付我們在一兩百年前面對過的種種問題。享有優越地位的國家則深深憂慮自己的穩定可能會受到侵害，害怕那些沒有經過適當程度書寫文字訓練的人會用口號來思考，而那些口號又能任人隨意變更，使人很容易變成種種暗示的犧牲品。當能夠接近存放在圖書館中的知識以後，這些人同時也變得很容易為被印成文字的、在比例上要比知識還高出許多的大量謊言所左右。毫無疑問，這種現象目前已無可輓回。但是在我去過的那個南比誇拉人的村落裡面，那些地位較低的成員卻是最富於理性判斷力的人。他們在其酋長企圖運用一種文明的手段時，便不再信任、支持他（我離開後不久，那個酋長便被大部分村民遺棄了）。他們隱約意識到，書寫文字與欺騙齊頭並進，突然侵入他們的社群。他們跑到更為偏遠的樹林里去休養生息。而同時，我也忍不住要佩服這一位酋長的天才，能立刻瞭解到書寫文字可能增加他的權威，也就是一下子掌握了一項制度的根本性質，雖然他自己對該制度仍然不知如何應用。這個插曲同時使我注意到南比誇拉人生活的另一面：個人與群體之間的政治關係。我很快就有了機會在這方面做更直接的觀察。
當我們仍然在烏蒂亞里蒂的時候，土著群體當中爆發了一場腐爛性眼炎的傳染病。這種感染是由淋病病毒引起的，流行於整個社群，造成極大的痛苦和暫時性的目盲，不治療的話會導致永久性的失明。有好幾天的時間，整個社群處於癱瘓狀態。土著治療這種感染的辦法是用一種樹皮浸在水中，再用樹葉捲成喇叭狀，把水注入眼中。這種傳染病傳到了我們的群體。第一個受害者是我太太，她到目前為止參與了我的所有探險研究，她的專業是研究物質文化與工藝技術。她受到嚴重感染，不得不離開此地。然後，大多數男人也被感染了，我的巴西同伴也是。不久整個探險研究便停止了。我讓主要的成員留在原地休息，醫生也留下來給他們必要的照顧，我自己則帶著兩個人和幾頭牲畜前往坎普斯諾武斯，因為有人報告說在那附近看見了幾群土著。我們在那裡過了兩個星期近乎無事可做的日子，採集還沒完全成熟的水果，果樹種在一個已恢復到原始荒野狀態的田園裡面：有番石榴，其苦味和沙性的肉質常常遠遠超過其濃郁的香味；還有腰果，顏色鮮艷如鸚鵡，其肉質粗糙得像海綿，汁液有點酸，味道濃郁。要取得肉類相當容易，我們只要一大清早到離營地一百米左右的矮樹林地區，就可輕易射到常來這片樹林的鴿子。我在坎普斯諾武斯遇見兩個族群，他們為了取得我帶去的禮物，而從北方下來。
這兩個族群之間互相敵對，其不友善的程度不亞於他們兩群人對我的敵對態度。從一開始，他們就不是請我把禮物給他們，而等於是要求我這麼做。在開頭幾天，只有一個族群的人和我們在一起，再加上一個從烏蒂亞里蒂先到達此地的土著。我想這個土著可能對來訪族群中的一個年輕婦女表現出了過分的熱情，來訪者與陌生人之間的關係一下子就相當緊張，那個土著開始到我的營地來求取一種比較友善的氣氛，也和我一起進食。那個族群的人注意到了這一點，有一天在那個烏蒂亞里蒂土著出去打獵的時候，一群像是代表的土著到營地來找我。他們要我在那個烏蒂亞里蒂土著的飲食裡面下毒，語氣中帶著威脅。他們也隨身帶了毒藥—一種灰色的粉末，放在四根用線綁在一起的竹管裡面。這是一個尷尬的情況：如果我一口拒絕，他們可能就會攻擊我，他們的敵意態度使我不得不小心應對。因此我想最好誇大我對他們所講的話的無知程度，乾脆假裝我根本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他們一再對我重復，我那個訪客是個Kakoré，也就是大壞蛋，越快把他除掉越好。然後他們表示很不滿地離開。我向那個從烏蒂亞里蒂來的土著說明瞭這事的經過，他馬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一直到幾個月以後我又回到那地區時才再看見他。
還好，第二個族群隔天就來了，給第一個族群提供了宣洩他們的敵意的對象。兩個族群會面的地點是我的營地，這裡既是中立地帶，又是他們兩個族群長途跋涉的目的地。因此，我也獲得了看清楚整場會面過程的機會。只有男人前來，然後兩族群的頭目立刻進行了一場冗長的對話。與其說是對話，倒不如說是雙方各自發表獨白，語氣平緩，充滿一種我從未聽過的鼻音。“我們極為不悅。你們是我們的敵人！”一群人號叫著。另一群人則回答：“我們並不覺得不悅。我們是你們的兄弟，我們是朋友—朋友！我們可以相處得很好！”等到這場挑戰與抗議進行完畢以後，他們便在我營帳旁邊搭建了一座公共營帳。然後大家開始唱歌跳舞，每一群人在自己的表演快結束的時候，會把自己的表演與對手的表演做比較：“泰曼跌人(Taimaindé)歌唱得很好！我們歌唱得不好！”接著他們又開始爭吵，不用多久，緊張程度又提高了。歌唱與爭吵夾雜，造成非常大的噪聲，而夜晚才剛開始，我無法明白他們在唱什麼、吵什麼。有時一些人會出現威脅性的手勢，甚至開始拉拉扯扯，其他人便權充和解人。所有的威脅性的手勢都以生殖器為焦點。南比誇拉印第安人表示很不高興的時候，就雙手握住自己的陽具，指向對手。在做完這個動作以後，便接著攻擊對方，目標是把蓋在對方陽具上面的那束草扯下來。陽具“藏在草後面”，“打鬥的目的是把草扯下來”—這種動作純粹是象徵性的，因為男性生殖器遮蔽物的材料異常單薄，既保護不了陽具，也遮掩不住陽具。有時候他們也會設法奪走對手的弓和箭，並把弓箭藏在對手拿不到的地方。在整個行動過程里，土著的情緒都異常緊張，好像他們已勃然大怒，隨時會大打出手。拉拉扯扯有時會變成一場真正的亂鬥，但是這一次，打鬥在黎明時分就止息了。兩邊的人仍然看得出來還是充滿怒意的，而且頻頻做出不友善的手勢，可是他們開始檢視對方，用手指摸對手的耳墜、棉制手鐲和小小的羽毛飾物，同時小聲地發出急促的評語，像：“把它給……把它給……看，那多漂亮。”而飾物的主人則抗議說：“這很醜……舊東西……損壞的東西！”
這種“和解式的檢視”代表爭吵告一段落，兩個族群之間開始進行另一種活動：商業交易。雖然南比誇拉人的物質文化可能相當簡陋，但每個族群所製造的手工藝品卻為別的族群所珍愛：東部的南比誇拉人需要陶器與種子；北部的南比誇拉人則認為南部的南比誇拉人所製造的項鍊特別精緻。因此，如果兩個不同族群的人和平相處的話，就會導致禮物的交換；緊張與爭執為以物易物的交易所取代。
實際上我很難相信他們真的是在交換禮物。在那場爭吵之後的那個早晨，每個人都進行日常的活動，對象或產品由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手中，給予者甚至沒有表明他是在贈送一樣禮物，而獲得者也並不對他新得到的東西多加註意。交換的東西包括棉花、線圈、整塊的膠或樹脂、紅木樹汁、貝殼、耳墜、手鐲、項鍊、整束的棕櫚纖維、刺蝟的刺、完整的陶罐、破碎的陶片和葫蘆等。這種神秘的物品交換進行了大半天之久，然後兩群人分開，各走各的路。
南比誇拉人依賴對方的慷慨大方。他們從來沒想過要估價、爭論、討價還價、要求或取回。有個土著答應替我帶信息給一個鄰近的族群，代價是給他一把砍刀。他帶完信息回來以後，我忘了把砍刀立刻給他，想著他大概會回來向我要。但他並沒有向我要，等到第二天我已找不到他。他的同伴告訴我說，他已很憤怒地離開了，而我再也沒有看到過他。我只好請另一個土著代替他把禮物收了下來。在此情形下，以物易物結束以後，一群人會很不滿意地離開就一點也不足為奇了，慢慢地（他們計算一下所得的禮物和他們付出的禮物），不滿的情緒會增加，到了充滿攻擊性的地步。這種不滿的情緒常常足以引發戰爭。戰爭的爆發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比方說是進行或報復謀殺，又或是搶奪婦女。然而，一個群體似乎並不覺得作為一個群體非得替其成員為其所遭受的傷害進行完全同樣的報復不可。然而，由於群體之間存有敵意，因而上述藉口常被接受，特別是當有一個族群覺得自己很強盛的時候。打仗的建議會由一位戰士提出。他把自己的不滿大聲喊出來，其口氣跟語調與族群和族群會面時的演講相同：“哈囉！到這裡來！過來！跟我來！我在生氣！很生氣！箭頭！大箭頭！”
穿上特殊的華服，也就是一把染成紅色的棕櫚葉(buriti)草蓋，戴上美洲獅皮頭盔的男人集合在酋長的領導之下，開始跳舞。先要舉行占卜儀式：酋長或者巫師（如果該族群有巫師的話）把一支箭藏在叢林中的某個地方。第二天他們便出去找尋那支箭。如果箭上沾血的話，就決定打仗；如果沒沾血，便不打仗。很多出戰行動都是如此開始的，但前進幾公里路以後又停下來放棄。原來的刺激與興奮消失，戰士們就回家了。但有些出戰行動則進行到底，導致流血。南比誇拉人習慣在黎明發起攻擊，他們埋伏的方式是在叢林的不同地點每隔一定的距離就有人藏在那裡。每個人頸間都掛一個哨子，利用吹哨子的方式將攻擊訊號由一個人傳給下一個人。哨子是用繩子綁在一起的兩根竹管，其聲音接近蟋蟀的叫聲。毫無疑問，這是哨子的名稱和蟋蟀的名稱相同的理由。打仗用的箭和平常用來射大型動物的箭完全一樣，不過在矛狀的頂端有鋸齒形的刃。浸過箭毒(curare)的箭頭，在打獵的時候經常使用，但從不用於打仗，因為被射中的敵人在毒散布開來之前就能把箭拔出來。
但是，在婚姻問題上，還有其他的因素。酋長可以享受一夫多妻的特權，也就是整個群體把一夫一妻制規則所保護的“個人性安全感”拿出來與“集體安全”交換，群體的成員認定酋長要對集體安全做保證。每個男人只能從另外一個男人那裡得到一個女人，但酋長則從群體里得到好幾個妻子。得到好幾個妻子的酋長就必須以保障整個群體免於飢餓、免於危險來作為回報。回報的對象不是他所娶的妻子們的兄弟或父親等個別的人，甚至不是那些因為他一夫多妻而娶不到妻子的男人，而是整個群體，即那個為了酋長個人的利益而讓社會普行的律法網開一面的社會群體。這些想法或許對進行一夫多妻制的理論研究不無幫助；但以上討論的主要價值是提醒我們，應該把國家制度視為一種提供各種保證的制度來考慮—這種想法最近幾年來因為有關於全民保險制度的討論（像“貝弗里奇計劃[插圖]”和其他的提案）而被人重新提出。這種想法並非完全是現代才有的發展，而是回到了社會和政治組織最基本的性質上去。
以上就是群體對待權威的態度。我們不妨進一步考察一下，看酋長本人如何看待他的功能，以及他可能是基於什麼樣的動機而去接受一個並非永遠快活的職責。南比誇拉酋長必須扮演一個困難的角色：他必須賣力工作以維持地位。更嚴重的是，他如果不一直不停地有所改進的話，就可能喪失掉他花了好幾個月或好幾年才得到的一切。這就說明瞭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接受權力，然而也有一些人不但接受權力，還設法取得權力。評判心理動機常常是困難的，當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和我們自己的文化很不一樣的文化時，這種工作幾乎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還是可以肯定地說，光是一夫多妻這項特權，不論它在性方面、感情方面或社會方面有多大的魅力，其本身都仍然不足以構成追求酋長這個職位的充分理由。一夫多妻的婚姻是權力的一項技術條件，在提供任何深沈的滿足方面都只能居於次要的地位。
一定還得有更進一步的理由。當我回想起每個不同的南比誇拉酋長德行和心理上的特徵時，當我要捕捉住他們在人格、個性上的那些不可捉摸的特質時（這些事情雖然無法加以科學分析，卻有其價值，這要歸功於人類溝通交往的本能感覺，以及對友誼的體驗），我不得不做出下面的結論：
酋長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每個人類群體裡面，都會有一些人和他們的同胞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那些人就是喜歡享有名望，他們深為責任的負擔所吸引，對他們而言，公共事務的負擔本身就是酬勞。不同的文化毫無疑問會讓這一類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差別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與表現。但是連在南比誇拉這樣一個缺少競爭的社會裡面，都會存在這種現象，就表示它可能並非完全源於社會性的層面，而是屬於所有社會都據之而建構起來的基本的心理性材料。並不是每個人都差不多相同，即使是在那些被社會學家們視為被威力無比的強大傳統嚴重制約的原始部族裡面，個別的人與個別的人之間的差異，也會被部族成員精明地辨識出來，同時有意識地加以利用。其精明程度和有意識地利用的程度，一點都不亞於我們自己所謂的“個人主義”的文明。
換另外一種形式，以上所講的毫無疑問就是萊布尼茨[插圖]在討論美洲野蠻人時所提到的“奇跡”。這些野蠻人的習俗，依照早期的旅行者所記載的，使萊布尼茨學到“永遠不要把政治哲學裡面的任何假設視為已被證實的真理”。至於我自己，我跑到地球的另一端，跑到天涯海角去尋找盧梭稱之為“幾乎無法辨識的人類起源的各個階段”的現象。在卡都衛歐族和波洛洛族的那些過分複雜的律法規則的背後，我繼續追尋一種“狀態”，一種盧梭經常稱之為“已不存在，可能從來沒有存在過，將來也可能永遠不會存在，不過仍然必須對那種狀態具有正確觀念”的狀態。我相信，我比盧梭更幸運，我已在一個處於變質、頹敗中的社會里發現了那樣一種狀態情況。關於這個社會的情況，去考慮其目前的狀態到底是不是一種退化現象、殘存現象等等，都毫無意義。不管是傳統性的還是退化性的，這個社會所提供的是想象所能及的最基本、最簡單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形成。我並不需要去追溯使這個社會維持其基本、簡單的組織形式的所有特殊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儘管很可能是那些特殊的歷史事件事實上一步步地把這個社會推回到其目前的這種基本形式。我只要觀察陳列在我眼前的這個社會學經驗即已足夠。
但是，最難捕捉的正是這個社會學經驗本身。我一直在尋找一個被化約到最簡單的表現形式的社會。南比誇拉社會確已簡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我在那個社會里所看到的，只剩下個別的人類。
感冒侵襲，病況轉成一種肺炎，結果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死了三百人。這個族群散裂，把病者和垂死者遺棄。一千個為人所知的沙班內人，到一九三八年的時候，只剩下十九個男人，再加上婦女和小孩。數目這麼少的原因，除了那場流行性感冒以外，還得加上他們和其東部的鄰近部族的戰爭這項原因。另外有個定居於離特雷斯布里蒂斯(Tres Buritis)不遠的大族群，在一場爆發於一九二七年的流行性感冒的侵襲下，死得只剩下六七個人，到一九三八年時只剩下三個人。曾經是人口數目最多的族群之一的塔倫跌群(Tarundé)，在一九三六年只剩下十三個男人（再加上婦女和小孩）；這些男人到一九三九年只剩下四個。
現在，散布於整個地區的南比誇拉人可能不超過兩千個。要做系統性的統計是不可能的，因為其中有些族群一直帶有強烈敵意，再加上所有族群在遷徙季節里都到處流動。但我設法說服我那些烏蒂亞里蒂的朋友帶我去他們的村落，去之前先在那裡把和他們有親戚關係的其他族群的人設法集合起來。利用這種方法，我就能夠測出目前的親戚聚會場面的大小，把參加人數的多寡與前人所觀察的做比較。我答應會帶禮物去，並且與他們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那個族群的酋長在答應我的要求時態度相當猶豫：他對他所要邀請的客人態度會如何沒有把握，如果我的同伴和我本人在這個自一九二五年七個電報站職員被謀殺以後再也沒有白人進去過的地區失蹤的話，從一九二五年以來存續著的這種岌岌可危的和平就可能因此而被破壞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他最後答應了我的要求，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必須把探險隊規模縮小，只帶四頭牛運載禮物。即使如此，我們仍然無法沿著河谷底下的常用小徑行走，因為小徑上的植物過分茂密，載貨的牲畜無法通過。我們必須沿著一條特地臨時開闢出來的道路橫穿高原而過。
事過境遷以後再回顧，那趟異常危險的旅行，看起來頗像是一場最滑稽的插曲。我們一離開茹魯埃納，同行的巴西人便即刻發現印第安人中的婦女和孩子並沒有和我們一起走，和我們做伴的只有帶著弓箭的印第安男人。在旅遊書籍裡面，這種情形意味著我們馬上要遭受攻擊。因此，我們一邊前行一邊提心弔膽，不時檢視我們隨身攜帶的史密斯威森手槍—我們的探險隊成員將手槍的名字發音為“謝密德衛雪凍”(Cemite Vechetone)—和來復槍。事實證明我們的擔憂是多餘的：快到中午的時候，我們就趕上了同一族群中的其他人。酋長知道我們的騾子前進的速度要比背著籃子的婦女快許多，再加上背著籃子的婦女還帶著小孩，走得更慢，因此在我們出發的前一天晚上就讓婦女和小孩先出發了。
然而在大家會合之後不久，印第安人就迷路了：這條新路並沒有他們所想象的那麼簡單。傍晚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停留在森林裡面過夜。出發以前有人告訴我們在路上無法打獵，但印第安人什麼補給也沒帶，要依賴我們的來復槍打獵來獲得食物。我們只攜帶了緊急情況下的必需補給，根本沒有辦法把食物與每一個人分享。一群在水塘旁邊吃草的鹿，我們稍一靠近便逃走了。第二天早上，到處都是不滿。印第安人公開對酋長表示憤怒，責怪他，要他對他與我一起設計的旅行計劃負責任。所有的土著非但不動手組織一次狩獵活動，或成群外出採集食物，反而躺在臨時的遮蔽物下面，袖手等著酋長自己去想辦法把問題解決。酋長帶著他的一個妻子出去，到傍晚的時候兩個人才回來，背上的籃子裡面裝滿他們花一整天時間捕捉到的蝗蟲。土著雖然認為壓碎的蝗蟲算不得好食物，但還是盡心開懷地大吃一頓，精神重振起來。隔天早晨我們便再出發了。
我們終於抵達指定的會面地點。那是一個沙質台地，從台地上可看到一條溪，溪兩旁都是樹，樹林裡面則是一些半遮掩起來的土著田園。各族群零零散散地抵達約定地點。到了晚上，已有七十五個人代表十七個家族，擠在十三個遮蔽物下面，這些遮蔽物的結構和土著營地的蔽體處差不多同樣簡陋。他們向我解釋，在雨季的時候，這些人住在五間圓形茅屋裡面，那些茅屋可維持好幾個月的時間。有好幾個土著似乎從來沒見過白人，他們的態度相當倔強，而酋長則相當急躁，似乎是酋長勉強說服了他們來到這個他們不想來的地方。我們並不感到安全，印第安人也一樣。那個晚上相當寒冷，由於台地上沒有樹木，因此我們不得不像南比誇拉人那樣躺在地面上睡覺。沒有一個人睡著：整個晚上大家都有禮貌但很嚴密地注意對方的一舉一動。
讓這種危險狀況延續太久是不明智的，因此我鼓勵酋長盡快交換禮物。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很不尋常的意外事件，我要先回溯一些往事才能解釋這起意外。南比誇拉人沒有文字，這不需多說，但他們還不曉得怎麼畫東西，只能在葫蘆上面點幾條虛線或畫幾個鋸齒圖案。不過，我還是像與卡都衛歐人在一起的時候那樣，分給他們紙張和鉛筆。起先他們拿著紙筆什麼也不做，然後有一天我發現他們都在忙著畫平面的波浪形線條。我奇怪他們究竟想做什麼，然後我突然恍然大悟，他們是在寫字，或者應該更正確地說，他們是在試圖像我寫字時那樣運用他們手中的鉛筆，這是他們所知道的鉛筆的唯一用途，因為我還沒有把我的素描拿出來給他們看，討他們歡心。絕大多數人就只畫些波浪形線條，但酋長的野心比較大，毫無疑問，他是土著里唯一瞭解書寫目的的人。因此他向我要了一本書寫簿，當我們手上各有一本以後，便開始在一起寫東西。當我問他有關某件事情的問題時，他不回我的話，而只在紙上畫些波浪形線條，然後把那些線條拿給我看，好像我可以讀得懂他的回答似的。他幾乎相信他自己的煞有介事是真的。每當他畫完一行的時候，便相當緊張地看著那條波浪形線條，好像希望其意義躍然紙上的樣子，但每次都接著在臉上出現失望的表情。然而他從來不承認他自己看不懂，而我與他之間有個不成文的協議，認定他那無法辨識的書寫是有意義的，而且我得假裝看得懂其意義。還好，他把他寫的東西拿給我看以後，都會馬上加上口頭說明，因此我也就不必再要求他解釋他到底寫的是什麼。
他把整群的印第安人集合起來以後，便馬上從籃子裡面取出一張畫滿波浪形線條的紙，開始表演怎麼讀紙上寫的內容，假裝猶豫了一陣，查對我要拿出來和他們交換禮物的品項清單：某某人的弓箭將換得一把砍刀、某某人的項鍊將換得一些珠子……這場真做的假戲一演演了兩個鐘頭。或許他是想欺騙自己吧？更可能的是他想令他的同伴大感驚訝，想使他們深信他是在扮演交換物品的中間人角色，使他們相信他和白人有聯盟關係，分享白人所擁有的秘密。我們急著要盡快離開那裡，因為等到我所帶來的各種寶貝全部轉到土著手中的時候，也就是最危險的時刻。因此我並沒有做進一步考察，而是依舊請印第安人做嚮導，開始往回走。
這場不成功的聚會，還有我無意中引發的那場虛偽的表演，使整個氣氛令人相當不悅。更糟糕的是，我騎的騾子嘴裡長瘡流血，相當痛苦，它不是一味不耐煩地往前衝，就是突然停止不動。忽然之間，我發現我居然落單了，自己一個人在矮樹林裡面，不知該往哪個方向走才好。
旅遊書籍上說，在這種情況下，就要開一槍來吸引同行者的注意。我從坐騎上下來，開了一槍，沒有等來任何反應。開了第二槍以後，我似乎聽到一聲回應。我開第三槍，結果只是使騾子嚇一大跳；騾子往前跑，在相當遠的地方停住了。
我有條不紊地把我的武器和照相用具分開來，放在一棵樹的根部，仔細記下那棵樹的位置，然後跑去捉我的騾子。我遠遠地看到它，似乎情緒相當穩定。它一直不動，等我靠得很近，伸手要去抓繮繩的時候卻拔腿就跑。騾子不停地玩了這種遊戲好幾次，使我離原來的地點愈來愈遠。最後我感到絕望，便突然往前跳，雙手抓緊騾子的尾巴。它被這種奇怪的方式嚇到，便不再逃跑了。我爬上鞍，想回去拿那些裝備，但是由於在樹叢中繞行了太多次，我已無法找到藏裝備的地點了。
這場損失令我很難過，便決定想法子趕上那群人。但騾子和我都不知道他們到底走的是哪個方向。不是我決定走某個方向，但騾子老大不肯走，就是我任由騾子自己高興往哪裡走就往哪裡走，結果它只在原地繞圈子打轉。太陽已開始落向地平線，我的武器都已丟掉，我可能隨時會被一陣箭雨射穿。雖然我或許不是第一個進入這個充滿敵意的地帶的人，但比我先到過此地的人都沒有活著回去。而且，不論我自己條件如何，我的騾子都是這些缺乏食物的人的最好的美食。我一邊在腦中把這些陰鬱的念頭翻來覆去，一邊等著日落。我身上還有些火柴，準備生一團營火。就在我要開始生火的時候，我聽到了人聲：兩個南比誇拉人在發現我失蹤以後立刻回頭來找我，從中午開始就一直跟在我走的小徑後面。對他們來說，找回那些丟掉的儀器易如反掌，不算個事。他們在黑暗之中領我回到營地，其他人在那裡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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