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熱帶 31
憂鬱的熱帶 31
第八部 圖皮—卡瓦希普族
31 魯濱孫
我們溯河而上已有四天之久，沿途急流很多，有時在一天之內要把船上的東西卸下再裝上達五次之多。河流流過多岩石的地方，有時被分成好幾條狹窄河道，然後再匯合；河中的暗礁有時把漂流而下的整棵樹絆住，同時也擋住了不少泥土和片片塊塊的植物。在這樣子形成的小島上面，植物很快生根，連大水所帶來的一片大混亂都對之毫無影響。樹往四面八方長，花在瀑布上面開。很難說，到底是這條河在灌溉這個奇妙的植物園，還是植物和藤類長得太茂密，快把河流悶死了。這些植物不但能垂直生長，而且能往任何方向生長，因為地面和河面的界線已經消失了，再也沒有河流，也再也沒有河岸，有的只是一片一片亂七八糟的矮樹林，由水流灌溉。這時候，堅實的土地似乎是從泡沫里浮起來的。不同的事物如此和諧並存的現象，也存在於動物之間。雖然土著部落需要極大的空間才能生存，但是，此地各種動物如此豐富這個事實，充分證明瞭人並沒有力量擾亂自然界的秩序。那些樹搖動不止，並不是因為樹葉受到風吹，而是因為樹上有很多猴子，好像是有生命的果實在和樹枝共舞。只要把手往水面上有岩石的方向伸出去，就會摸到有琥珀色或珊瑚色巨大硬嘴的野火雞的漆黑羽毛，或者摸到賈克曼(Jacamin)鳥像拉長石色澤的藍色羽毛。這些鳥並不躲避我們：它們像是活寶石，在滴水的藤類植物和滿溢水流的草葉間遊蕩，它們是勃魯蓋爾[插圖]所畫的天堂圖的一部分在我眼前活生生地重現，令人驚訝。在勃魯蓋爾所畫的天堂里，植物、野獸與人類之間有一種親密的關係，使我們回到以前上帝所創造的一切生物之間尚未有分界的時代。
第五天下午，我們看到一艘窄小的獨木舟停靠在河岸，表示已抵達目的地。附近有一片矮樹叢，好像是讓我們紮營的好地方。印第安人的村落離河有一公里的距離，裡面有一片田園，最大長度有一百米左右，位於一塊清理過的蛋形地面上，建有三間半圓形的集體住屋，其中央主柱突出於屋頂，像桅桿一樣。其中兩間主屋位於蛋形空間寬邊的兩端，互相面對。第三間位於窄的那一邊，這間屋子與跳舞場之間被一條穿過田園的小徑相連。
全村落人口有二十五人，再加上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這男孩子說的語言和其他人不同，據我瞭解，他是個戰俘，不過別人對待他的態度和對待其他小孩沒什麼差別。男人和女人穿的衣服與南比誇拉印第安人一樣少，不過男人都戴一種錐形的陽具護套，像波洛洛人戴的那樣；還有，南比誇拉印第安人有時會在陽具上面戴一叢草，這種習慣在這裡比較常見。男人和女人都戴唇塞（用硬樹脂製成，呈琥珀色）和項鍊（用珠貝圓盤或塊片串成，甚至用磨亮的貝殼串成）。他們的手腕、手臂、小腿和腳踝上都綁著棉帶子。還有，婦女在鼻中隔上穿孔，穿上由黑色和白色的圓盤相間排列而成的棒狀物—它們被緊緊地用繩子穿綁在堅硬的纖維上。
他們的體形外觀和南比誇拉人很不一樣：軀乾粗厚、腿短、膚色很淺。他們的淺色皮膚，再加上有點像蒙古人種的外觀，使他們之中的有些人看起來像高加索人種。他們把全身的體毛都仔細拔除：用手把睫毛拔掉。眉毛則先塗膠，任其硬化好幾天，然後再把膠剝撕開來，連眉毛一起拔掉。頭顱前面的頭髮則剃（更確切地說，是燒掉）成圓圈狀，使前額完全暴露出來。天庭部分則用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方法把毛髮拔掉：把一條線的兩端扭轉，形成一個圈套，把毛髮放入圈套裡面，線的一端用牙齒咬著，用一隻手把圈套維持成開放狀態，另一隻手則去拉線的另一端，這樣把圈套兩邊的線絞得更緊，在絞緊的過程中也就把毛髮拔除了。
這些印第安人稱呼自己為蒙蝶(Munde)，以前的人類學著作從沒提到過他們。他們的語言聽起來令人愉快，尾音都加重音，像zip、zep、pep、zet、tap、kat等等，好像是在用鐃鈸打節奏。這種語言和下欣古區(Lower Xingu)的某些方言相近，也和最近記錄的瓜波雷河右岸支流的語言接近—瓜波雷河右岸支流的河源很接近蒙蝶族居住的地域。就我所知，自我那次和他們碰面以後，就再也沒有人接觸過他們。唯一的例外是個女傳教士，一九五〇年之前不久，她在瓜波雷河上游碰見過一兩個。我在他們那裡待了一個星期，相當滿意：我很少碰到像他們這麼好的主人。他們的舉止直截了當，相當簡單、有耐心而且確實友善。他們帶我去看他們的田園，在田園裡種著玉米、木薯、番薯、花生、煙草、葫蘆和大大小小不同種類的豆子。他們在清理一片地以便種東西的時候，會把棕櫚樹頭留著不清除，樹頭上會生白色的肥蟲，那是他們很喜歡吃的美食—他們的田園因此不但是種植物的地方，同時也是畜養動物的地方。
圓形小屋裡面有從外頭漫射進來的光線，陽光也從縫隙處直接照進去形成斑斑光點。這些小屋的建築過程相當仔細：先把柱子竪立圍成一圈，再將頂端彎曲成叉狀排列，並且都彎成某個角度，形成屋子內部的扶壁，上面掛起十個左右由棉布結成的吊床。所有柱子在離地四米左右的地方碰在一起，和中央的那根穿透屋頂的柱子連接起來。柱子上面再放上平面的、圍成圈圈的樹枝，樹枝上面再放上棕櫚葉，棕櫚葉都向著同一個方向編起來，像瓦片那樣互相疊起來。最大型的屋子直徑十二米左右，裡面住四個家族，每個家族各佔兩根扶壁之間的空間。六根扶壁之間一共形成六面牆壁，但其中有兩面相對的牆壁上開了門，這裡的空間就沒有人住，以利於來往走動。我整天待在這間屋子里，坐在土著所用的小木凳上面。木凳由橫切的、中間挖空的棕櫚木頭製成，倒過來放著坐。我們吃用陶制盤子燒烤的玉米粒，喝用玉米製成的叫作chicha的飲料，它喝起來既像啤酒又像湯。裝飲料的容器是葫蘆，內部塗著一層黑漆，外面則有雕刻出來或燒炙出來的線條、鋸齒、圓形或多邊形的裝飾圖案。
雖然我不懂他們的語言，也沒有通譯，但我還是嘗試著捕捉蒙蝶人思考方式的某些面貌，譬如說其群體的組織結構、親屬制度與親屬稱謂、身體各部分的名稱、顏色的名稱等等。我用經常隨身攜帶的顏色表問到了顏色的名稱。親屬稱謂和身體各部分的名稱、顏色與形狀（比方說雕刻在葫蘆上面的圖樣形狀）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使其性質介於語匯與文法之間：其中每一組字詞都形成一個體系，不同的詞語被用來排列或混淆其所欲表達的關係，使我們可以做出一些假設，即使這些假設只不過和某個個別社會的特殊性質有關。
雖然我懷著熱情著手進行這些工作，但做完之後卻留給我一種空虛的感覺。
我以前很想接觸到野蠻的極限。我的願望可以說是實現了，我現在面對著這群迷人的印第安人，在我之前沒有任何白人與他們接觸過，也許以後也不會有白人和他們接觸。經過這一趟迷人的溯河之旅以後，我的確找到我要找的野蠻人了。但是，老天，他們過分野蠻了。由於我是在探險旅程的尾聲才找到他們，因此我沒有足夠的時間真正去瞭解他們。
我手中有限的資源，我自己和同伴們疲憊至極的身體狀況（且因雨季而引發的熱病變得更糟），使我只能做短暫的停留，像在叢林中學習一小段時間那樣，而不能待幾個月做研究。他們就在我眼前，很樂意教我有關他們的習俗與信仰的一切，但是我卻不懂他們的語言。他們就像鏡中的影像一樣近在眼前，我可以觸摸得到，卻不能瞭解他們。我自己—還有人類學這門專業—或許犯了錯誤：誤以為人未必都是相同的；誤以為有些人較值得注意，因為他們的膚色或習俗讓我們驚訝；誤以為我只要成功地猜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的奇特性就不復存在—那我大可留在自家的村落就好—抑或像在這裡的情況，他們保有奇特性，但這對我而言一點用處也沒有，因為我甚至無法窺得這奇特性的一絲端倪。在全然瞭解與全然不解的兩極之間，我們人類學家是拿什麼樣的曖昧含混的案例當作藉口生存下去的呢？歸根結底，人類學的研究觀察只進行到“可以理解”的程度，然後就中途停止，用一些被某些人（土著）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慣來使其他人（讀者）感到驚訝—而事實上兩種人是十分相似的。當這麼做使讀者感到迷惑的時候，受騙的到底是那些對我們深信不移的讀者呢，還是我們這些人類學家？在把我們的虛榮心所依賴的最後那點殘渣完全去除之前，我們都不應該感到自滿。
然而，儘管我聽不懂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所說的話，土地本身卻能直接對我說話。在那令我神迷不已的沿河景色之外，或許我的祈禱會成真，可以得知這片原始土地及其居民的秘密。這項秘密到底藏在哪裡？這一片混亂的表面，既是所有也是什麼都沒有，在它底下到底隱藏了什麼呢？我可以挑出某些個別的現象，將之抽離出來；但是我所挑出來的這棵樹、這朵花，是不是就是秘密之所在呢？秘密很可能在別的地方。這令我心醉神迷的整體會不會只是錯覺？如果我將裡面的所有東西一件件分開來檢視，是不是就會一件件地失去？如果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那麼我希望至少能夠從整體上掌握它，包括所有的構成部分在內。我用偵察兵一般的眼睛環顧四周，然後縮減範圍，只注意一片泥濘水湄，或一枝草葉。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如果我這麼做了之後再度將視野放寬，我就會在這個意義不明的地帶發現一片每天都有最真實的野蠻人頻繁出沒的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位於巴黎附近的森林）—雖然看不到任何屬於星期五（《魯濱孫漂流記》中的野蠻人的名字）的腳印。
回程沿河而下的航行，速度相當快。這一次，那些仍然深為這些招待我們的印第安人所困惑的划槳手，不願意在任何有急流的地方停下來卸貨搬船，而是直接讓船頭朝向浪濤洶湧的水面。當兩岸景觀急速倒退的時候—有那麼幾秒鐘—我們以為自己一定會撞到什麼東西而被擋住並劇烈搖晃，然後，一切突然靜寂下來，我們已在越過急流的平靜水面上，這時候我們才開始感到頭昏目眩。
只花了兩天的時間，我們便回到了皮門塔布埃努。我制訂了一項新計劃，它需要一番解釋才能被人瞭解。在一九一五年，龍東快結束他的探險以前，發現幾群說圖皮語的人，他和其中三個族群接觸過，但其餘的一直深懷敵意。他們之中最大的一個族群定居於馬沙杜河的上游，從左岸出發要走兩個鐘頭，位於一條名叫“小豬河”(Igarapé do Leitão)的小支流上面的河谷。這個族群就是“塔克瓦提普”(Takwatip)族群或宗族，意即“竹族”。不過，用“宗族”(clan)這個名稱是否合適是有商榷餘地的。圖皮—卡瓦希普族群都各自形成單一的村落，很具排他性地固守各自的獵場疆界，他們與鄰近族群互通婚姻大抵以結盟為目的，而非為了遵守某些嚴格的婚姻規則。塔克瓦提普族群的首領是阿拔塔拉酋長(Chief Abaitara)。與他們在河岸同一邊的族群包括：北邊有一個外人對其內情一無所知，由一位叫皮查拉的酋長(Chief Pitsara)所領導的族群；南邊有一個位於塔姆里巴河(Rio Tamuripa)岸的伊波提瓦（Ipotiwat，是一種蔓藤植物的名字）族群，其酋長名叫卡曼德賈拉(Kamandjara)；位於塔姆里巴河與卡古拉河(Igarapé do Cacoal)之間的是賈波提費（Jabotifet，意即“龜”）族群，其酋長名叫麥拉(Maira)。在馬沙杜河左岸的穆基河(Rio Muqui)河谷則住著巴拉那瓦（Paranawat，意即“川河”）族群，對於任何想與之接觸的人，他們皆報以一陣箭雨；再往南一點，於伊塔匹西河(Igarapé de Itapici)，另有一個不知名的族群。以上就是我在一九三八年所能得到的消息，其來源是那些早在龍東委員會時期就定居在這一帶的採橡膠者。在龍東本人的報告中，有關圖皮—卡瓦希普族的消息非常少。
通過和在皮門塔布埃努電報站已文明化了的圖皮—卡瓦希普人交談，我得知了二十個左右的宗族名。此外，學者與人類學田野工作者尼姆衍達朱的研究，也幫助我們瞭解了這個部族的一些歷史。“卡瓦希普”這個名稱頗像以前一個圖皮族的名稱，該圖皮族的名稱為“卡拔希拔”(Cabahiba)—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文件中常常提到卡拔希拔族，當時他們分布於塔帕若斯河的上游與中游。他們似乎是慢慢地被另一個圖皮族，即孟杜魯古族(Mundurucu)趕出原住地的。他們在被漸漸往西趕的時候，分裂成幾個部族，其中為人所知的只有帕林廷廷族(Parintintin)—分布於馬沙杜河下游—及更南邊的圖皮—卡瓦希普族。因此，這些印第安人很可能是亞馬孫流域中下游強盛的圖皮族的後代，他們分布於沿海一帶，其文物的輝煌曾為十六、十七世紀的旅行者所親見。他們無意之間所造成的影響，使文藝復興時代的政治與道德哲學踏上了後來導致法國大革命的路線。如果成為可能是第一個親身走入仍然維持著原貌的圖皮族村落的白人，就好像踏上一座橋，橫跨四百年的裂隙，而與列維、施塔登、索薩[插圖]、特維，甚至是蒙田並駕齊驅。蒙田在《蒙田隨筆》中討論有食人習俗之部族的那篇文章里，曾就他和在魯昂所遇見的圖皮印第安人的對談寫了不少感想。和圖皮印第安人對談的確是一項莫大的誘惑！
在龍東與圖皮–卡瓦希普印第安人接觸的時候，塔克瓦提普族在一個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的酋長的領導下，正在擴張其勢力，把不少其他族群置於其權威之下。在幾乎像是沙漠一樣的高原上待了幾個月以後，龍東的夥伴們對於阿拔塔拉酋長領導下的印第安人，在潮濕的森林和在“伊加波斯”（Igapos，意即會泛濫的河岸）所開墾出來的數以英里計（在偏鄉習慣用很誇張的語言）的田園大為驚訝，贊賞不止。這些田園使印第安人有餘糧供應給當時的探險者，那些探險者已處於飢餓的邊緣好一段時間。
和塔克瓦提普族接觸了兩年以後，龍東說服他們將其村落遷移到了馬沙杜河右岸，直至今天仍然在國際地圖上標示著印第安村(Aldeia dos Índios)的地方—位於聖佩德羅河(Rio São Pedro)河口，南緯十一度五分，西經六十二度三分。這地點做地理普查比較方便，比較容易獲得食物供應和幫忙划獨木舟的印第安人。河流均被急流、窄流與瀑布打散成幾條小支流，在這些河流上，印第安人乘著他們輕巧的獨木舟，他們是在這類河川上航行的專家。
此外，我還取得了一份關於這個新形成的村落的描述，這新村落目前已不存在。當龍東抵達那個在森林中的村落時，據他的描述，村落的屋子是長方形的，沒有牆，只有以棕櫚葉覆蓋的兩面傾斜的屋頂，架在立於地面的樹幹上。我所取得的有關新村落的描述，其情形與龍東所描述的一樣。二十間左右的房屋，每間規格大約是四米乘六米，排成一個直徑二十米左右的圓環。圓環內部只有兩間較寬敞的屋子，規格是十八米乘六米，其中一間是阿拔塔拉酋長和他的幾個妻子以及未成年小孩的住屋，另一間是他已婚的兒子的住屋。他的另外兩個年紀較長的兒子仍是單身，像其他人一樣住在外面那圈房子裡面。他們像別的單身漢一樣，到酋長的房子去進食。在中央的屋子與外圈的屋子之間的空間中，有家禽走動的小徑。
這種村落的格局和十六世紀作家們所描述的圖皮族村落住屋的格局已有很大的不同。不過，阿拔塔拉酋長所率領的五六百個印第安人的村落，與現在的印第安人的情況之間的差異，要比上述差異大得多。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之間的一場流行感冒，使他的村落人口驟減到只剩二十五個男人、二十二個女人和十八個小孩，阿拔塔拉酋長則在一九二五年被謀殺。馬沙杜河上游之王阿拔塔拉酋長被謀殺以後，村落中又開始了一場暴力爭鬥。包括謀殺阿拔塔拉的兇手在內的四個人都在同一年（一九二五年）被殺，動機都是和感情糾紛有關的報復。不久以後，剩下來的人決定拋棄那個村落，遷移到皮門塔布埃努電報站去住—溯河而上，乘獨木舟走兩天。在一九三八年，整個族群只剩下五個男人、一個女人和一個小女孩，他們會講一種葡萄牙方言，似乎已成為當地新巴西社群的一部分。看起來這似乎就是圖皮－卡瓦希普人的歷史的最後一幕，至少是馬沙杜河右岸的所有圖皮－卡瓦希普人的最後一幕，除了在穆基河河谷左岸的那群無人可以接近的巴拉那瓦人以外，大概就沒有圖皮—卡瓦希普人了。
然而，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抵達皮門塔布埃努的時候，聽說三年前有一群此前無人知曉的圖皮—卡瓦希普人在河岸出現。過了兩年，同一群人又被人碰見。阿拔塔拉酋長目前僅存的兒子（他的名字和他父親的一樣，以下的描述中也將稱他為阿拔塔拉）目前待在皮門塔布埃努，他曾去過這群圖皮—卡瓦希普人的村落。村落位於森林中間，完全與外界隔絕，從馬沙杜河右岸走路進去要花兩天時間，沒有任何小徑可循。這群人的首領向阿拔塔拉做過承諾，說兩年以後他們要到阿拔塔拉居住的地方回拜他。他們回拜的時間，正好差不多就是我們到達皮門塔布埃努的時間。這項承諾對居住在電報站附近的土著而言非常重要，因為他們嚴重缺乏女性（成年男女比例是五比一）。阿拔塔拉告訴他們說，他所見到的那個此前無人知曉的聚落女性過剩。阿拔塔拉本人的妻子已去世多年，他很希望借著與他野蠻的族胞建立友善關係而能續娶。在此情形下，我費了相當大的功夫，才說服他答應做我的嚮導，帶我去和他們見面。他雖對此事的可能結局不樂觀，但仍然答應了。
上岸進入森林的地點，離皮門塔布埃努電報站的距離乘獨木舟順流而下要航行三天，位於一條匯入馬沙杜河的小河口，那條河是小豬河。從那裡上岸可走路到森林中的圖皮—卡瓦希普人的村落。在離兩河交匯地點不遠，我們發現了一塊小規模的自然形成的空地，不致淹水，因為該處的河岸高出水面好幾米。我們卸下工具和裝備，那是準備送給土著的一小箱一小箱的禮物：乾肉、豆子和米。我們扎起一個比平常的更為結實的營帳，它要能維持到我們回來的時候。做這些工作，加上準備行程，共花掉我們一天的時間。情況頗為複雜。我前面已提過，我不得不和一部分隊員分開。而探險隊的醫生韋拉爾又不幸染上瘧疾，不得不先到一個採橡膠者的小集散地去休息，到那裡，乘獨木舟順流而下要走三天（在這些不易航行的溪流裡面，溯河而上要花比順流而下長兩三倍的時間）。因此，實際參與工作的人就只剩下我的巴西旅伴法利阿(Luis de Castro Faria)、阿拔塔拉、我自己，再加上另外五個人。五個人裡面有兩個留下守營，三個和我們一起進入森林。我們人數很少，每人又得帶吊床、蚊帳、毯子、武器和彈藥，因此，除了一點咖啡、乾肉和木薯醬以外，我們什麼都無法帶。木薯醬是用木薯製成的，先把木薯泡在河水裡面（這也就是其名稱的來源），然後發酵變成礫石塊狀，很硬，要吃的時候，加適量的水，味道就很好，有點像奶油。此外，我們把希望放在沿途發現巴西堅果上，這種堅果在這一帶數量不少。把一顆大堅果（如果從離地二三十米的樹頂掉下來的話，那麼這種堅果的球形硬殼可以砸死一個人）放在兩腳之間，使勁用砍刀敲開，裡面有三四十顆三角形的果仁，還有乳狀的藍色汁液，這些果仁和汁液足夠好幾個人飽餐一頓。
我們在黎明前出發。我們先走過好幾片尚未被沖積土覆蓋的高原岩石，上面幾乎一片光溜，什麼也不長；然後，走過一片片長著矛形的sapezals的高原草地；過了兩個小時以後，我們進入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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